河洛春秋:洛阳与丝绸之路

2008-05-06

□ 徐金星

   “丝绸之路”是古代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道路,由中国内地为起点,经今新疆、越葱岭(帕米乐高原),或南下巴基斯坦、印度,或西往伊朗、叙利亚直到地中海东岸,再转达北非及罗马各地。自公元前二世纪开通、形成后,大量中国的丝、丝织品经由此路西运,东、西方的其它商品贸易及科技文化交流亦多经由此路进行。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先提出“丝绸之路”一称,沿用到今。“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丝绸之路”对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发挥了重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国境内,“丝绸之路”跨越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区),而著名古都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之一,对该路的形成和繁荣作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我国的丝绸已传至印度及地中海沿岸各城邦国家。西汉建都长安(今西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由长安出使西域,后经不断开拓,丝绸之路正式形成。故西汉之时,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应在长安。
   东汉定都洛阳。洛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当时使节、商人、僧人等沿“丝绸之路”西行的出发点,也是西方各国、各地沿“丝绸之路”东来的目的之地,“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自然而然转移到了洛阳。故《后汉书·西域传》在介绍西域诸国时,凡记载距离里程的,皆以洛阳为起点,如莎车国(今新疆莎车县一带)“去洛阳万九百五十里”,大月氏国(今阿富汗至中亚一带)“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安息国(今伊朗)“去洛阳二万五千里”等。
   班超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军事将领和外交家。汉明帝永平五年(62年)班超之兄班固应召来洛阳作校书郎,班超与母亲也随同前来。时家境贫困,他经常为官府抄写公文以供养母亲。常感壮志难酬,于是便仍下手中的笔,感叹曰: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建功业,安能久事笔砚间乎?这便是成语“投笔从戎”的由来。
   永平十六年(73年),汉明帝派窦固率兵攻打匈奴,班超奉命出征,任代理司马之职。他率一支部队,出击伊吾(今哈密附近),大战蒲类海(今巴里坤湖),立下战功,窦固很赏识他,派遣他出使西域其它国家,以说服和争取各国脱离匈奴,归附汉朝。班超率属员36人,出使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一带),得知匈奴使者到来,遂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英雄气概,夜攻纵火,杀匈奴使者,后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一带)也杀了匈奴监督官,班超又更换了臣民怨恨的疏勒王,新立了另一位疏勒王,于是鄯善、于阗、疏勒三国国王均派儿子到洛阳作“侍子”,隔绝58年的西域及“丝绸之路”,至此复通。章帝建初元年(76年),匈奴等国进攻汉朝的西域长官,汉章帝决定召回汉官,放弃西域。班超奉诏将欲回国,从汉诸国大为震动,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国都慰黎弇怕班超离去后遭匈奴报复,拔刀自杀,于阗国王侯抱住班超的马腿,号哭不放。于是班超与36名属员留了下来,后在东汉援军支持下,先后大败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大月氏、焉耆(今新疆焉耆县一带)等,于是葱岭东西路通,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内属。和帝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副使甘英等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直达波斯湾边,“临西海以望大秦”。因安息国(波斯)一向用东汉的丝和丝织品与罗马交易,不想让甘英到达大秦,开通汉与大秦的直通商道,故意夸大航海困难,甘英不得已返回。这是中国使者第一次远达波斯湾。
   班超在西域经营30年,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班超上书朝廷,愿返回洛阳。由于无人能替代他,和帝犹豫不决,其妹班昭上书和帝,言其兄年老多病,愿叶落归根。和帝感其言,召班超还朝。当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一个月后辞世,年71岁,葬洛阳北邙山,今洛阳孟津张阳村有班超墓。
   安帝延光二年(123年),东汉派班超之子班勇出任西域长史,班勇保护了边塞与丝绸之路的畅通。他撰写的《西域记》一书,是范晔撰写《后汉书·西域传》的重要依据。
   丝绸之路既是经贸交流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我国的丝绸、瓷器、造纸术、炼钢术等物品及科技文化成果经此路西传,对西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而源于印度的佛教也是由此路传入中国的。洛阳长期是佛教传播、弘扬的中心,佛教及佛教文化交往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和人物,和洛阳密不可分。
   东汉永平七年(64年),汉明帝因南宫感梦,派遗使者蔡愔、秦景等十二人出使印度,他们沿丝绸之路西行,在大月氏遇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佛经、佛像。永平十年(67年),二高僧应邀,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汉朝使者同返洛阳,次年建白马寺。二高僧在寺内译出了第一本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等第一批佛学典籍,佛教开始正式传播。白马寺是中国官方营建的第一座佛寺,是中国佛教早期传播和佛事活动的中心。摄摩腾、竺法兰是中国佛教的二位开山鼻祖,今白马寺内仍保存有二印度高僧墓,白马寺也被尊为“祖庭”和“释源”。
   曹魏嘉平二年(250年),印度僧人昙柯迦罗来洛阳,在白马寺译出第一部佛教——《僧祗戒本》,此为中国戒律之始。
   曹魏时,朱士行在洛阳出家,成为第一个正式出家的汉族僧人,他沿“丝绸之路”西渡流沙,到达于阗,求得梵本经九十章,六十余万言,遣弟子于282年送还洛阳。
   北魏神龟元年(518年),住在洛阳闻义里的宋云与比丘惠生,受胡太后之诏,出使西域,拜取佛经。《洛阳伽蓝记》对些作了详细的记载,保存了北魏时期丝路沿线一些国家的珍贵资料。
   宋云、惠生一行,由京城洛阳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经过40天来到赤岭(即日月山,在青海三皇源县西)。“赤岭者,不生草木,因以为名。其山有鸟鼠同穴,异种共类,鸟雄鼠雌,共为阴阳”。
   从赤岭出发行23日,渡过流沙,到达吐谷浑国(今青海、甘肃接壤一带)。再西行三千五百里,到达鄯善城。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到达左末城(今新疆且末县一带),城中有居民约一百家,“土地无雨,决水种麦,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再西行二千一百七十五里,经过二座城,到达于阗国。
   次年七月下旬,到达朱驹波国(今新疆叶城一带)。八月初,进入汉盘陀国界(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自治县一带);再西行六日,登葱岭山。自此,向上步步攀登,经过四日,方达岭上。“自葱岭以西,水皆西流”;“葱岭高峻,不生草木,是时八月,天气已冷,北风驱雁,飞雪千里”。
   十二月初进入乌场国。“北接葱岭,南连天竺,土气和暖,地方数千里,民物殷阜,匹临淄之神州,原田膴膴,等咸阳之上土。”乌场,玄奘《大唐西域记》作乌仗那,意为游园,即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国王阿育之苑,在古北印度一带。国王见宋云等由“大魏使来,膜拜受诏书”,又听说胡太后崇奉佛法,“即面东合掌,遥心顶礼”。宋云对国王讲道:我国东临大海,日出其中,蓬莱山上金堂银阙,神仙圣人并在其上;又说周孔老庄之德,华陀神医、菅辂善卜。国王听罢,十分仰慕和向往,感慨到:如此就是佛国了,我愿死后往生彼国。
   宋去、惠生等走出城外,寻访佛祖胜迹。有佛祖坐处、晒袈裟处,“并有塔记”;向城东南“山行八日”,既到佛祖“投身饲饿虎之处”。这里高峰入云,嘉木、灵芝,林泉婉丽,花彩曜日,景色极美。宋云、惠生捐出行资,在山顶建佛塔一座,并用隶书刻石,铭记魏国功德。在王城南一百余里,有佛祖“剥皮为纸,折骨为笔”处,阿育王在此“起塔笼之”,塔高十丈。如此等等。
   正光元年(520年)四月,进入乾陀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十日后,到达乾陀罗城。城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魏书》说“高七十丈,周三百步”。
   宋云、惠生等在正光三年(522年)回到洛阳。他们取回大乘经典一百七十部,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化。
   东汉洛阳、北魏洛阳、隋唐洛阳,都是著名的国际大都会,有不少西域人生活在这里。例如在北魏时,为了招待和安置各地、各国来洛的人,特在洛阳城南、洛水永桥以南、伊洛之间,御道东设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御道西设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当时的规矩是:
   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以后,赐宅归正里。
   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以后,赐宅归德里。
   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三年以后,赐宅慕化里。
   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三年以后,赐宅慕义里。
   古籍记载当时的情形是: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贩胡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隋炀帝以国都洛阳为中枢修大运河,南达杭州,北至涿郡,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洛阳成为当时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和最大的货物交流中心。洛阳城新潭一代,“天下舟船之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道,商贩贸易,车马填塞”。当时洛阳有三大市场:丰都市、在同市、通远市。
   其中丰都市占两坊之地,“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唐代南市(隋丰都市)规模更加宏大,市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资治通鉴》记载说: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以西域诸国和西北少数民族酋长齐集洛阳,正月十五夜,于端门大街举行盛大的歌舞杂技表演,“执丝竹”奏乐者多达一万八千八,通宵达旦,直到正月底才结束。往后年年如此,这便形成了后世的元宵节(灯节)。隋炀帝还令三市店铺“盛列酒食”,邀蛮夷胡人入店就座,酒足饭饱,不收分文!武则天修造天枢时,不少蛮夷酋长、胡商主动上书资助,还有不少异域之人留住洛阳。
   中国是最早生产丝绸的国家。大量史料表明,作为“丝绸之路”赖之得名,并为主要商品的丝绸,它的生产,它凭藉的种桑和养蚕业,自先秦迄宋元的数千年间,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始终较泾渭流域的关中发达繁荣,洛阳则是丝绸之最大的集散地。
   如北魏时,孝文帝颁均田令,每名男子给桑田二十亩,大大鼓励了种桑养蚕业,至北魏后期,洛阳已是“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廓者,不可校数”。
   新中国成立前后,洛阳曾出土了不少和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物。如1931年出土的“西晋辟雍碑”载:晋帝武时,太学生“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其中有四名学生来自西域(指今新疆),分别叫朱乔尚建(姓朱、名乔、字尚建下同)、王迈世光、隗景大卿、隗元君凯。北魏元巶墓中出土有背驮行囊的骆驼,头发卷曲的昆仑俑;唐墓中出土有众多的三彩骆驼,背驮丝卷、绸布;有一件胡商俑,身背货包,手提水壶,迈步行进,描绘了西域商人沿“丝绸之路”来洛贸易的生动形象;涧西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安菩墓出土的东罗马帝国的金币,也是通过“丝绸之路”带到洛阳的;唐时中亚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僧人宝隆在龙门山开凿的像龛,一直保存到今天。
  (作者系  洛阳市文物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