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春秋：花王都洛京 人间第一香
□ 袁君敬
从电视上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视察第25届洛阳牡丹花会精品展，挥毫题写“一枝红牡丹，醉倒洛阳城”，连连称赞牡丹香薰精油“香，确实很香”，指示“要把牡丹花会办成牡丹盛会，人民节日”时，不由人想起了洛阳人耳熟能详的唐诗人白居易和李正封言色、言香、言醉、言狂的名句：“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
洛阳牡丹是以花大、色艳、形美、香浓而名甲天下的。她是唐宋以来诗人们讴歌的国色、天香、花王、花魁。
唐人刘禹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名句，洛阳人是家喻户晓。皮日休《牡丹》诗说“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更是对洛阳牡丹色、香、位的定性。
自唐以降，用诗的语言对牡丹说王、说妃、说香、说色者更是层出不穷。宋人梅尧臣说姚黄、魏紫是“拟王拟妃姚与魏，岁岁年年千万叶”。欧阳修的《洛阳牡丹图》更说：“当时绝品可数者，魏红窈窕姚黄妃”。他的“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更是当今洛阳人童叟上口的名句。文彦博的“洛阳花品多奇艳，多出寻常百姓家”，道出了国色是本色，本色出自百姓家的哲理。邵雍的“洛阳最得中和气，一草一木皆入看”，“牡丹花开酒增价，夜半游人犹未归”，“牡丹花品冠群芳，况是其间更有王。”道出了一个定居洛阳，不仅爱花而且熟知洛阳民俗的一个哲人的情怀。范纯仁“国色鲜明舒嫩脸，仙冠重叠剪红云”，“密蕊攒心承晓露，繁红添色映朝霞”；李纲“乍惊照眼国色好，更觉扑鼻春风香”；杨万里的“天香染就山龙裳，余芬却染水云乡”；张孝祥的“天香国色千金重”等都是颂香歌色的。汪莘“独占洛阳春气足，遂中天下作花魁”；明人冯琦“春来谁作韶华主，总领群芳是牡丹”；请人刘宝麟“名甲天下属洛阳，漫夸魏紫与姚黄”；清未民初大学问家王国维“阅尽大千春世界，牡丹终古是花王”等是给牡丹在百花中定品位的。宋诗人朱翌则用“天下花王都洛京，清明寒食走香軿。东君欲表南来意，一朵嫣然尚典型”一诗点明花王牡丹是以洛阳为都的。
所有这些诗不正应了李铁映“一枝红牡丹，醉倒洛阳城”的题词和“确实很香”的连声赞语吗？可见，对于洛阳牡丹，今人和古人可真是相视莫逆，会心不远哪。
在春风细柔满城飘香的洛阳，面对体方乳鹅艳而美，色类黄袍丽且都的姚黄；紫韵红腔不可双的魏紫；焦枝梢展水天碧，灼干顶舒浴日红的洛阳红；日出花开红似火，月升瓣裂炳如星的洛阳锦；娇容三变的赵粉；并蒂堪称姐傍妹，双栖错喻凤求凰的二乔；色呈粉紫略带红的酒醉杨妃；花呈粉红而鲜洁，房衣半包如出浴的贵妃出浴；忌伸嫩萼云如藻，喜展朱华虹似巾的红楼春晖；檀心深藏白如玉的玉板白；花开清绿，盛开清白，洁莹有光，夜可照人的夜光白，……总之，面对品种盈千，总领群芳的洛阳牡丹，就象一部读不完、看不厌的传世经典，使人思接千载，牵动着不竭的相思。
这部“经典”的著作权是一代又一代的洛阳儿女，使其获得“花王”、“国色”、“天香”尊称而誉满全球的则是千百年来岁月的淬炼。
溯源肇迹，洛阳牡丹源于河洛大地的野生牡丹，属毛茛科灌木。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牡丹以色丹者为佳，虽结子而根生苗，故谓之牡丹”，另称鼠姑、鹿韭、白茸、木芍药、百两金，又有洛阳花、富贵花和“花中之王”的美称。洛阳是中国牡丹的重要产地之一，具有丰富的牡丹资源。古代洛阳四周的邙山、锦屏山、万安山、嵩山等，野生牡丹广泛分布；而今洛阳南部、西南部杨山、白云山、栾川等深山区仍生长有一定数量的野生牡丹。据统计，中国芍药属牡丹组植物共有8个种、2个变种，1个亚种、1个变型，其中洛阳就有2个种。以这些洛阳原生种为主，繁育并形成了中国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牡丹种群。它辐射、传播全国各地，并不断繁衍，形成当地的生态型品种，对促进中国各地牡丹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河洛地区周边的牡丹也不断引入洛阳，从而不仅丰富了洛阳牡丹品种，而且也使之趋向种质的多元化方向发展。宋诗人苏辙《无题》诗中就有“花从单叶变千叶，家住汝南移洛南”的描述。
野生牡丹经过栽培、驯化和人工杂交、选择，可培育出数以千计的园艺栽培品种。牡丹的人工栽培源于河洛，始于隋代。
据记载，隋炀帝都洛时曾辟地200亩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20箱牡丹，有鞓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颤风娇等。这大概是洛阳引进并栽培、种植牡丹的最早记载，距今约1400多年。
到了唐代，武则天称天后于洛阳期间，在洛阳大力倡导种植牡丹。据舒元舆《牡丹赋》说：“天后之乡西河也。精舍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上苑之有缺，因命移植焉”。此后武则天在洛阳建立神都时更将长安的牡丹移到洛阳。史书记载“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从宫庭到民间无不种植牡丹，不仅花色、品种、数量逐渐增多，而且还出现了一些重瓣品种。诗人李正封誉之为“国色”、“天香”。
北宋时洛阳牡丹品种达到极盛，成为全国牡丹栽培的中心。牡丹品种之多，花形花色之美，称甲于天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记栽宋仁宗明道二年（1034年），他居住洛阳，在钱思公的双桂楼下看到立一小屏，屏上所记牡丹品名“凡九十余种”。而他在书中所录当时的名贵牡丹如姚黄、魏花、细叶寿安、鞓红、牛家黄、潜溪绯，倒晕檀心，玉版白等凡24种。欧阳修在书中引时人钱思公尝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谓王，而魏花乃后也”。他在将洛阳牡丹与丹州、延州、青州、越州牡丹比较后得出结论说“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他在书中还说：“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亦有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他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他所概括出的众花中，牡丹为花王，牡丹中，姚黄为王、魏紫为后，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成为千古名言。
周师厚所著《洛阳花木记》成书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他将他官居洛阳时所见所闻，并参照唐人李德裕《平泉花木记》、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详记了洛阳的花木。书中称“”余少时，闻洛阳花卉之盛甲天下，常恨皆未能尽观其繁盛妍丽，窃有憾焉。”同时列出当时洛阳牡丹109种。他的《洛阳牡丹记》成书于元丰五年（1082年）二月，书中录有当时洛阳牡丹的名贵品种46种。他在释名姚黄时说：“其色甚美，而高洁之性，敷荣之时，特异于众花，故洛人贵之，号为花王”。释魏花时说，“其花端丽精彩，莹洁异于众花心。洛人谓姚黄为王，魏花为后，诚为善评也”。欧、周两记所评洛阳牡丹“为天一第一”，“洛阳花卉之盛甲于天下”遂合而称谓“洛阳牡丹甲天下”，成千年不易之评。到宋哲宗时（1086年—1101年在位）张峋撰《洛阳花谱》，记载洛阳的牡丹有119种。北宋以降，虽国都南迁，但洛阳牡丹在全国的中心地位未易。陆游撰写的《天彭牡丹谱》成书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他在记述天彭牡丹的同时，对洛阳牡丹也多有记载，开篇伊始写道：“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道出了洛阳牡丹的地位。他在《赏小园牡丹有感》的诗中说：“洛阳牡丹面径尺，鄜时牡丹高丈余。世间尤物有如此，恨我总角东吴居。俗人用意若倨促，目所未见辄谓无。周汉故都亦岂远？安得尺棰驱群胡”。陆游是个爱国诗人，他在写自己对洛阳牡丹的艳慕时，还念念不忘“驱群胡”。
元朝时姚燧曾作《序牡丹》，记述了自中统元年（1260年）到至元三十年（1293年）六见牡丹的情况。30年间，他北至燕都，西抵长安，中跨洛阳，南及邓州所见牡丹仅百余株，而在洛西刘氏园见寿安红，在赵相南园见左紫，这是当时洛阳的千叶名品。作者为文时，洛阳左紫也移至嵩山。其书：“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山庙中，洛阳今亦绝”，盖为确切之言。这些记载，足见当时洛阳牡丹的凋零。明人王世懋作《学圃杂疏》，虽对洛阳牡丹移植江南的状况做了总结，但对当时洛阳栽种牡丹的状况却没有记录。
有清一代，洛阳牡丹的品种达到163个。雍正年间（1723年—1736年），洛阳牡丹传入宫廷御花园。清未，清廷首定牡丹为“国花”，在御花园建有“国花台”（今颐和园内）。民国时期，战乱频仍，洛阳牡丹仅剩50多个品种，虽曾一度将牡丹定为国花，但养花、赏花仅限于官僚富豪之家。到蒋家王朝崩溃前夕，洛阳牡丹已濒临灭亡，仅有一二十个品种散落在民间。
1948年3月14日，洛阳解放。三月的春风给洛阳牡丹带来了新的契机。洛阳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后，开辟了南关花园，园里有一株80岁的“姚黄”，盘根错节，枝叶重叠，但已多年不开。经过花家们的精心培育，这一年春天，竞枯木逢春，老蚌产珠，重放奇葩，轰动了当时的洛阳城。1956年2月，洛阳市人民政府聘请市郊花村的王氏三兄弟中的一位到王城公园当牡丹花师。当时的中共洛阳市委负责人，请了几位“老洛阳”，乘坐一辆破旧的美式小吉普，上山下乡，跑遍洛阳的村村寨寨，搜购牡丹珍品。从1958年开始，老花工们以其辛勤的劳动和世传的技艺，使几种牡丹提前在春节前迎风雪怒放，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报送春天的信息。
1959年秋天，周恩来总理来洛阳视察，问起洛阳牡丹的情况。听说牡丹的栽培虽有恢复但却濒临绝境，周总理听后很难过。他说：“牡丹花是我国的国花，她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是我们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要赶快抢救”。他还说：“洛阳建了这么多大工厂，将来产业工人几十万，节假日要有些游玩的去处。要建几个公园，广植花卉，大力发展牡丹”。临行，周总理又说：“我明年春天来看你们的牡丹”。
第二年春天，周总理没能来，国家主席刘少奇来了。他在了解洛阳工业建设、搞工厂调研之后，来到已经栽培了牡丹的刚建不久的王城公园观赏牡丹。他问花匠出身的公园干部王三道：“现在有多少品种？”王三道汇报说“三十多个。”“三十多个太少了，要扩大品种。”少奇同志说。他还说：你们培植牡丹，美化我们的生活，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工人们在车间劳动一天，到公园走一走，赏心悦目，得到充分休息，就可以更好的工作。他把培育花卉的工作称为“美的事业”，称赞花工是“美的创造者”。少奇同志离开洛阳时，对洛阳的工业、市政建设以及人民生活作了许多指示，连扩大牡丹品种，在公园中央修一座牡丹亭也都提到了。
也就是这一年的三月下旬，全国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前夕，周总理建议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要陈放祖国各地的名花，并指名要有洛阳牡丹。牡丹花师王二道精心挑选了“洛阳红”、“葛巾紫”、“二乔”三个品种12盆花送往北京，并使这12盆花分三次开放，在五星红旗和金色国徽的辉映下，常开不败，群芳中独占鳌头。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向王二道转达周总理的谢意，说“总理希望你种好牡丹，让洛阳牡丹开遍祖国的城乡”。到1962年时，洛阳牡丹的品种发展到105个。
当洛阳牡丹濒临绝境时，是周总理拯救了牡丹；然而，他老人家生前却没来洛阳看到牡丹。少奇同志把培育牡丹誉为“美的事业”，给予极大的关注，但十年动乱，洛阳牡丹却遭到空前浩劫。1967年王城公园近200种10万株牡丹，竞被当柴烧了。郊区花村的几十亩牡丹，被勒令改种粮食。在花匠、花农们的巧妙斗争和保护下，花村的几十亩牡丹得以幸存。
十月的惊雷驱散满天乌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春风，给洛阳牡丹带来了无限的生机。1981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八版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洛阳牡丹正芬芳》的短文，配发有7幅照片。文章说：“洛阳牡丹目前有180多种……在今天的洛阳，公园、植物园、花园、宾馆和一些机关、学校、工厂、郊区社队以至许多家庭院落，都栽种牡丹，美化人们的生活环境。”从北京吹来的浩荡春风，使洛阳牡丹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上的高峰期。
1982年9月10日，洛阳市人民政府为弘扬和重振“洛阳牡丹甲天下”的雄风，发挥洛阳牡丹优势，促进洛阳旅游事业的发展和经济振兴，正式提出议案，请洛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命名牡丹为“市花”，并确定举办“洛阳牡丹花会”，籍以重振“牡丹城盛誉，带动洛阳经济建设腾飞”。当月21日，洛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4次全体会议，审议了市政府的上述议案，决定命名牡丹为洛阳市“市花”，确定每年4月15日—25日为“洛阳牡丹花会会期”。从1983年4月起，由市政府组织一年一度的洛阳牡丹花会，改变了历史上单纯性的赏花活动，而成为以花为媒，与经贸、科技、文化连为一体，促进洛阳经济文化事业发展和交流的媒介。到2007年4月共举办牡丹花会25届。由于市花的确定和一年一度的牡丹花会的召开，市财政投资的加大，洛阳牡丹的花色品种得到迅速发展。据《洛阳市志》第16卷《牡丹志》载1990年统计，1985年春，第三届牡丹花会召开时，全市的牡丹品种发展到265个。1990年，洛阳牡丹的品种已有红、白、粉、黄、紫、蓝、绿、黑及复色9大色系。其中红色系的品种204个，白色系67个，粉色系133个，黄色系11个，紫色系69个，蓝色系26个，绿色系4个，黑色系20个，复色系4个，总计538个名品。
洛阳牡丹的发展是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踏着科学发展、全面走在中原崛起前（下转第29页）(上接第48页）列的步伐前进的。2007年，在洛阳第25届牡丹花会召开期间，各方面的报道披露，洛阳牡丹包括传统品种和从国外引进品种已达1100多个，种植面积已达2万多亩，总株数6000余万株，精品牡丹500多种，观赏园圃16个，已经成为洛阳市农业方面的六大支柱产业。有报道说，仅“十五”期间，全市主要开展了牡丹花期调控技术及产业开发项目的相关研究，累计投入省、市科技专项资金201.5万元，全市从事牡丹科研的技术人员近500人。洛阳地区牡丹群体花期可以延长到30天以上，部分牡丹花期更延长到5月上旬，而牡丹四季开花技术也取得了新的突破。
从1983年首届牡丹花会提出“宣传洛阳，广交朋友，互通信息，振兴经济”的宗旨后，市委、市政府对每届牡丹花会都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使“以花为媒，经贸唱戏”，“振兴洛阳经济，加强技术交流，广开信息渠道，扩大对外交流”的主旨更加丰富、更加明确。这给洛阳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巨大的经济效益。1985年第三届牡丹花会举办首次中外经济技术洽谈会，1987年第五届牡丹花会创造了超过此前历届花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当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仅大型经贸活动成交额就达2.5亿多元。1988年花会期间更创造了接待游客320万人次，各项经贸活动成交额达12亿多元的好成绩。此后，历届牡丹花会，逐年攀升，到2007年第25届牡丹花会期间，40天内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540万人次，国内旅游总收入达77亿元。在此期间，市内主要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53万人次，门票收入2.1亿元，旅游创汇2253万美元。和此前历届牡丹花会相比，创造了游客最多、秩序最好、水平最高、效益最好的骄人成绩，全市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实现了新的突破。
人们说花旺国运昌，我倒说国运昌则花旺，两者互为表里。能醉倒洛阳城乃至轰动全球的牡丹花会正在成为人民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