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事亭：也说我们最缺少的是什么
□ 严 实
《洛阳日报》9月3日登载了一篇《我们最缺少的是什么》的文章。文章写道，每当骑自行车遇到红灯时，大家都停下来，自己跟着停下来。可是当汽车不多时，其中有一两人带头闯红灯，多数人就跟着闯过去了，剩下你自己傻等着，又显得孤立了。这种红绿灯控制交通的制度设计毫无问题，可是骑自行车的人不遵守，破坏了基础秩序，就削弱了制度的作用。所以，文章认为：当前我们最缺少的正是这种基础秩序。
对于基础秩序，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一文中论述的更为系统和全面。为什么我们倾尽全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而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为什么经过精心论证、在理论层面认为是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往往因失败被叫停？问题出在哪里？有人曾对我国现行的反腐败措施与西方的反腐败措施进行了比较，认为，在一些领域内，我们的反腐败措施并不比西方国家粗疏，相反，有的更为复杂和严密。其他方面的制度设计也是如此。孙教授的结论则是：“不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
有这样一个例子，欧洲某国，手机销售商免费派发手机，目的是赚取话费。按照规定，每人只能领取一个，但没有繁杂的手续，签个字而已。有人问及会不会有人重复领取呢？被问到的当地居民，耸耸肩答道：这怎么可能？这就是社会基础秩序，这就是我们与其他国家基础秩序存在的差别。对于国家和社会制定的有关法规条例，他们是自觉遵守，我们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千方百计钻法规政策的空子。甚至，一个时期，我们曾公开倡导：“红灯绕着行，黄灯抢着行”。从一定意义上说，会打擦边球，会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获得暂时经济的发展，成了领导水平和能力的体现。
制度的运行是嵌入基础秩序之中的。制度运作时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不是由制度本身来解决的，而是由制度嵌入其中的基础秩序来解决的。正因为如此，在其他国家，看似很简单、很粗疏，甚至在我们看来是有很多空子可钻的制度，却能良好有的效运行。比如，在许多国家，上火车是没人检票的，站台也是开放的，但他们的客运秩序却非常良好。而我们，则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我们现行许多改革制度和措施难以推行，甚至失败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说，“当前我们最缺少的正是这种基础秩序”。这无疑说到了我们社会存在诸多问题的关键之处。
但是，我们再问一个为什么：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千年文明史的国度，仁义礼智信是我们伦理文化的核心内容，并影响着世界尤其是东南亚各国，我们也常常以礼仪之邦自居、自豪。那么在当今的现实中，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基础秩序却出了问题，成了推进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其国民是人，也不是神，也有人的七情六欲，也有人的自私和贪欲，为什么却能够自觉地遵守着社会的公德礼仪？我认为，这也许才是我们社会真正所缺少的东西，那就是监督，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监督。
我们看，同是国家领导人，美国总统尼克松“水门事件”是被媒体捅出来的，媒体捅出来之后，一天往白宫打抗议电话就30万多个；克林顿作为一个总统，撩了一下莱温斯基的裙子，也被见诸报端，炒得沸沸扬扬。而我们党的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副委员长成克杰，谁又能监督他们？民众，媒体？还是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还要向他们书记汇报工作呢！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铁的规律。官场秩序不仅是社会基础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基础秩序起着导向和引领的作用。官场秩序如此，社会基础秩序又将如何，又能如何？
对普通民众来说，同样如此。离开了监督，外国人也会暴露出人性的弱点。据报道，一位外国教授，也算是有相当身份和涵养的人了吧，可在北京机场登机时，也不排队。如果，把镜头对住我们普通民众的话，同样，习以为常的闯红灯现象也不会习以为常下去。据说，上海那位闯红灯并与警察厮打的女研究生，在电视新闻播出后，自感到一种压力，也离开了原单位。所以说，我们最缺的还不是基础秩序，那只是现象，最根本的应该是监督！再强调一句，是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没有监督，社会的良好基础秩序是呼唤不出来的。有了监督，就自然会有讲诚信、讲文明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