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春秋:少年倜傥廊庙才
——说说洛阳才子贾谊 □ 袁君敬
在中国历史上，以“洛阳才子”、“洛阳少年”饮誉天下者，唯有贾谊。说起贾谊，就不能不使人想起伟人毛泽东的《咏贾谊》诗：“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汩罗步尘埃。”
一代伟人所以盛赞贾谊具有朝廷宰辅之才，并为其才华未能雄展，治国壮志未酬而深表惋惜,是因为在他看来，贾谊不仅胸中文章锦绣，而且肝胆光明磊落，敢于为巩固西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而上疏直谏，其历史和政治见识是他那个时代无人伦比的。
一
汉高帝七年（前220年），贾谊生于河南郡（今洛阳市），其主要活动，大体在文帝时。
青年时期的贾谊，在故乡洛阳就以才气不凡而崭露头角。年18，以能诵述《诗》、《书》和撰写文章而扬名于郡中，得到河南郡守吴公的青睐，成为郡守的门客和学生。21岁时，受学于荀况的学生张苍。22岁，由于已升任廷尉的原郡守吴公的推荐，被汉文帝刘恒召为博士。贾谊春风得意，在诸博士中表现出优异的才能。每当文帝下诏令交付讨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则对答如流，说出人人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话，使得博士们感到惊讶，也引起文帝的注意，对他分外器重。不到一年，他竟被破格“超迁”为大中大夫，成为近待文帝左右掌议论的高级顾问。
汉文帝二年（前178年），23岁的贾谊上疏言列侯就国及重农诸事。约在此期间，贾谊写出反映他哲学观点的《道德说》、《六术》及《过秦论》等文。通过鲜明对比，强调“秦本末并失”而酿成灭亡的恶果,并在《论积贮疏》中，为“天下阽危”而振臂警呼。
就在贾谊一展政治抱负的时候，一次沉重的打击落到了他的头上。直接原因是“天子议以贾生任公卿之位”，触发了朝中群臣蓄积于胸中的忌恨和不满。他们诋毁贾谊专欲擅权、扰乱朝廷诸事。攻击他的人中虽不无专以谗毁他人为能事的奸佞小人，象为文帝“嗽唆病痈”，与文帝搞同性恋的邓通等。贾谊与这种人自然如冰炭同炉。而且还有开国元老，屡建奇功的绛侯周勃、颖阳侯灌婴等。这就使问题显得更加严重。绛、灌等耆旧重臣所以不能容忍贾谊，是因为贾谊的主张不符合他们推行“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苏东坡《贾谊论》认为，贾谊一系列改革法令和制度的意见操之过急，步子迈得太快，超出了开国元老们的承受能力，树敌过多，欲速则不达，以致于改革失败，身受其害。后世论者或以为“不然”。反倒认为贾生之识“足以见微知著”，“志在防微杜渐”，“忠于事主”，“能致身委命，不以死生去就为怀。”
由于群臣的攻击、毁谤，使得文帝先是疏远他，随后将他从王朝中央贬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贾谊谪居长沙的三年，在政治上被置于闲置状态。汉文帝七年（前173年），贾谊被召回长安，他的政治生涯重现希望之光。在未央宫前正室宣室，文帝和贾谊唔谈至深夜。《史记》上说：“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这次唔谈，虽没涉及贾谊所关心的整治社稷的方针大计，但贾谊的才能仍使文帝罢而赞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会唔，自然使贾谊失望。唐代诗人李商隐为此叹而作《贾生》诗曰：“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但贾谊的才调还是打动了文帝。结果，改命他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揖（又称刘胜），是文帝的少子，雅好《诗》、《书》，深受宠爱，封地在古大梁（今开封一带），实际上向皇上大大靠近了一步，其受伤之心暂得安慰。
文帝十一年（前169年），贾谊在政治上又遭到一次不及提防的打击。这年六月，梁怀王在朝见皇上的途中，竟不慎坠马而死。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哀伤不已。一种政治上的不祥之感，加上道义上的自责，使他终日哭啼。一年后，即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年仅33岁的贾谊在无限忧伤中死去，时人因此称他为“洛阳少年”。
贾谊一生短暂，但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逝世后大约60多年，司马迁著《史记》时，为其作传，并收录了他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在《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中又收录了他的《过秦论》全文。此后，刘向又比较完整地搜集和整理了他的作品，校定为《贾谊新书》或称《贾子》。评其所著“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尹）、管（仲）未能过也。”东汉时，班固写《汉书》，称其“凡所著述58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篇。”鲁迅评其文“皆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其远。”
二
贾谊的思想主要分三个大方面。一是哲学思想，二是政治思想，三是具体的施政主张。
(一)哲学思想，总体上讲是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辩证法思想。在其《道德说》、《鵩鸟赋》等著作中反映了他的哲学观点。在《鵩鸟赋》中他肯定万物是由天地、阴阳二气自然产生的，把世界的产生描述为一个过程，把存在的世界看成是在不断地运动、发展之中。从事物的变化中，看到了事物的矛盾及其转化。《鵩鸟赋》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这都是在说事物的变化是相互对立而又互相依存的。而世界变化的规律，则是可以掌握并加以运用的。他说“善为天下者，因祸而有福，转败而为功”。
贾谊认为“道”是物质世界产生的本体，如“川谷之水，其出不已，其行不止”。这比起先秦老子的“道”来，具有完全的客观性。“道”虽无形，但却“横贯万物，通达空窍”，普遍存在于天地之中，无所不在，不仅是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也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准则。可见，他所说的“道”，既是物质世界产生的本体，又是社会和自然的规律。
在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上，贾谊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他以“道”为出发点。“道者，所以接万物也”。认为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而这种认识能力是由人的“目”决定的。“见者，目也”，“分先而为目，目成也形乃从。”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眼见为实，凡事以实践为基础。但贾谊看不见人民群众的认识能力，视百姓为“瞑”、“盲”，甚至还说：“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最终陷入了不可知论的唯心主义泥坑。
（二）贾谊从政的时间大约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40几年，在汉高祖刘邦建汉后的第27年，可以说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贾谊系统总结了由秦到汉的历史经验，探索和回答了如何使封建制度更加完善的根本问题，形成了他政治上的务本思想和具体的施政主张。
1、以民为本。“民本”思想，早在先秦儒家中就已经形成。到西汉初期，贾谊大大发展“民本”思想。在《大政》中，他指出：“闻之于政也，民亡（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亡（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亡（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亡（无）不为命也。”这较孔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思想更进了一大步，也更系统了。贾谊通过对西汉以前历朝历代政治得失的总结，发现了一条重要历史规律，就是国家兴亡的根本原因，取决于人民的拥护或反对。在《过秦论》中，他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认为秦始皇所以能统一中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顺应民心：“元元之民”“莫不虚心而仰上。”而其迅速灭亡的原因就是滥施暴政，因而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坏宗庙与民”“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当，赋敛亡度”“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贾谊由此想到汉王朝，所以多次上疏反复告诫西汉朝廷要重视民意，顺应民心，惟其如此，国家才能兴旺，才能长治久安。他在《大政上》上指出：“士民皆爱，则其国必兴矣；士民皆苦之，则其国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国家之所树而诸侯之本也，不可轻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可以看到贾谊对人民的作用是何等重视。在贾谊的思想里，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是不可欺侮的。在《过秦论》中，他描写农民起义的浩大声势“不用弓戟之兵，锄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而正是这些平时不被统治者放在眼里的农民，却推翻了貌似强大的秦王朝，其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所以他在《大政》中反复强调：“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适也。呜呼，戒之哉！戒之哉！”在重视人民力量的同时，贾谊更强调爱民，只有尊民爱民，才能获得民心。《大政上》说“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智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故君子之贵也，与民以福，故士民贵之；故君子之富也，与民以财，故土民乐之。”其爱民思想十分鲜明。虽然，这与我们今日的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可同日而语，但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已渗透到我们民族的血液中。
2、以农为本。西汉初年，虽采取了“与民生息”的政策，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但由于汉惠帝和吕后执政时“复驰商贾之律”，富商大贾财富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这就直接威胁了西汉政权的稳固。到汉文帝时，这种矛盾日趋尖锐，所以贾谊多次上疏要求“驱民而归之于农”。他在《孽产》中指出“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亡饥，胡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盗贼，不可得也。国已素屈矣，奸邪盗贼特须时尔，岁适不为，如云而起耳。”要改变这种状况，贾谊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运用国家的权力“驱民归之于农”，如此，才能“为富安天下”。在《论积贮疏》中他更明确指出：“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贼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之；大命将泛，莫之振救。”“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在《忧民》中，他认为扭转“背本趋末”的现状，有利于治国安民，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他说：“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而民有十年之暮。” “王者之法，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这些观点，深得汉文帝的赞许和重视。《汉书·食货志》记云：“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同时，汉文帝还下令抑制商人，免收天下农田租税12年。
3、教为政本。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出发，贾谊在《大政》里系统地阐述了教育、教化在治国、治民、富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明确提出：“教育，政之本也。”不仅诸侯以民为本，而且“吏以民为本”、“国以为本”、“君以为本”。民既为国本，本固才能邦宁。而固本之道则须由“圣王之教”、“贤智之师”、“化而则之”，才能收到“教顺而必则令行”的效果。他说：“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但“有教然后有政治”。因为无论是百官或百姓，他们要开道术、明义旨、知廉耻、张四维（即礼、义、廉、丑），做到行为端正，“行虽死而不相为”，只有靠“教习然也”，用“教之功也”。士民对于人君发出的号令，要做到“曲折而从君，其如景矣”，那也只有靠“教习然也”。贾谊说的教是以封建的“道”为宗旨的，这既是他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又是他教育思想的指导思想。用这套统治术去教育百官，用礼、义、廉、耻以及为人君的忠、信、敬、顺等封建道德信务去教化百姓就可以治国、治民、富国。把贾谊的这些思想综合起来就是：民为国本、国为政纲、教为政本，道为教本。他告诫统治者说：“呜呼！轻本不祥，实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其言切切，其情殷殷，表现出政治思想家贾谊的卓见。他援引汤、武取天下，守国“六七百年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的历史，提醒当权者，重视为本的教，导以德教，则“德教洽而民气乐”；反之则“祸及近身，子孙诛绝。”
（4）贾谊的政治思想中还包括他一系列的施政主张。这主要是削藩、抚边和建立严格而又十分明确的等级制度。他曾说：“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为了维护这个等级制度，他更多的强调的是德治教化、民为邦本，而最重要的是实行礼教。一方面通过礼教明尊卑、别上下；另一方面强调礼就是爱人，就是施仁政。
三
贾谊的文学成就表现在散文和辞赋两个方面。贾谊的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气势，其中史论和政论尤为明显。明人方孝儒评其“深笃有谋，悲壮矫讦。”他年轻气盛，眼光敏锐，关心政治，富有理想，仕途坎坷，这就使他时而自得自信，时而愤激不平，时而感慨不已。他的议论文章不仅能晓人以理，更能动人心情。他多用夸饰铺陈、排比对偶的表达手法形成雄骏闳肆的气势，在对比中说理，层层推演，明晰、缜密、详实。刘勰曾说：“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其风格可概而为：素朴浑厚而含悲壮之情，明朗犀利而不乏富瞻之气。
贾谊赋总的风格是“辞清而理哀“，显示出从骚体赋到汉大赋演进的痕迹，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沈约评论：“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