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选举故事：从首张反对票到同比例选举

2008-12-24

    以30年为时间坐标观察，我们惊喜地发现，中国民主政治包括选举制度已有了巨大的飞跃，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有了空前的拓展———

    从鼓掌、举手、无记名投票到电子表决，人大代表清晰表达真实意愿。

    从城乡人口选举比例4:1到1:1，权利受到空前重视。

    从全部赞成到反对票的出现，民主空气日趋浓厚。

    从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选举制度日趋完善。

    从党政干部比例偏高，到增加一线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增加妇女代表比例，代表结构更加优化。

    如今，电视辩论、网络论坛、手机短信……公民参与新形式、新途径正在出现。

    30年来，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选举制度，一次次里程碑式的变革，激发了人民参政议政的热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满无限生机和活力。

    １、淄博淄川:城乡选举人口1:1

    2008年4月28日，一口396米的深井，结束了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南黄村喝雨水的历史。提出打井建议并督促落实的，是新当选的区人大代表郭秀梅，她也是村里第一个当选区级人大代表的村民。

    “听说村里这次选举增加了一个代表名额，我们全家都投了郭秀梅的票。”村民孙玉说，郭秀梅没当代表的时候就带着村民铺路，现在又挖了井，平了荒地，她知道村里人最需要什么。

    像郭秀梅这样来自农村的人大代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今年增加了11人。别小看这11名农村人大代表，他们代表着身后四五万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

    依照现行选举法，农村与城市每一位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比例为4:1。2007年11月28日，淄博市淄川区人大常委会打破了这个已经实行了12年的选举比例。

    整个酝酿过程可以追溯到2005年。这年3月，淄川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乡镇人大主席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选举法的意见。会上，各乡镇人大主席普遍提出城乡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比例相差悬殊的问题。黑旺镇人大副主席张守柱算了一笔账，按照4:1来分配城乡人大代表名额，农村人口占85%的黑旺镇可产生6名人大代表，全部是城镇居民的商城路街道办事处可产生11名人大代表，虽然黑旺比商城总人口多5000人，人大代表却少了近一半。寨里镇人大副主席张云福认为，城镇代表更关心城镇建设，替农民说话的声音小。

    2007年10月24日，党的十七大报告让淄博市淄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司衍会吃了定心丸。报告中明确提到“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第二天，正在召开的淄川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区新一届代表名额按照城乡人口相同比例选举的决定。

    2007年11月28日，淄川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拉开序幕。新当选的253名人大代表中，有112名农村代表。在该区农村总人口数比上届减少近6万人的情况下，来自农村的人大代表比上届增加了11人。

    ２、第一张反对票:候选人落选不再是新闻

    1988年3月28日，在众多的代表中间，黄顺兴站在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

    这位早年的台湾县“立法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投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史以来第一张反对票。当时人民大会堂在举行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的议程是选举专门委员会。会场的走道上每隔一二十米就有一个竖立的麦克风，当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时，黄顺兴突然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虽然候选人他不认识，但从简历上看，该人选已经89岁高龄。“这么大岁数的人，不应该再辛劳他了。难道就没有年轻人为国家做事?”黄顺兴说。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人们看到该职位果然易人。

    在这年的人代会上，黄顺兴提出设立“秘密投票处”的建议。当时投票选举候选人时，代表们都是坐在各自的位子上，手里拿着长长一叠候选人名单，在上面圈票。“每一个人都挨得很近。你投谁的票，别人都看得见。这种投票方式违反了秘密投票的原则，但是没有人提出疑义。”黄顺兴说，“设立‘秘密投票处’的建议立即被采纳，但我发现很少有代表去那儿投票。”全国人代会本来没有大会发言这一项，黄顺兴提出，不管小组讨论怎么样，大会是全体代表沟通的一个机会，这个权利不可被剥夺。在黄的一再坚持下，有几位常委会委员也明确表态赞同，198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通过。

    继黄顺兴之后，同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在通过第一个专门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人选名单时，代表席上伸出了一支胳膊，声明弃权。她是来自香港的廖瑶珠代表。弃权的理由:“我并不是对大会推选的成员不同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我不认识，不了解，既然如此，我不会投我不了解的人的票”。

    在众目睽睽之下，举手投反对票是需要勇气的。渐渐地，投反对票不再是新闻;渐渐地，候选人落选也不再是新闻。不同的意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代会上。

    香港《大公报》在2008年3月18日说:“从1988年黄顺兴代表投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反对票，到如今一些决议表决中出现的500多张反对票和100多张弃权票，20年时间，人大代表们用选票表达意愿的能力日趋提高，民众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3、当上总监票人:湘妹子见证伟大时刻

    2003年3月15日，是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吉首大学外语系老师张苹英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她作为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工作的两名总监票人之一，近距离见证了民主，见证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产生的神圣时刻。

    9时整，大会表决产生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头一天我已经知道自己进了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候选名单”，张苹英一拿到表决结果，便在监票人名单里寻找，可是没有找到。“正当失望的感觉越来越强的时候，我却在总监票人一栏里看到了‘张苹英’3个字!”

    9时08分，总监票人、监票人就位，检验票箱和计算机选举系统。“就要上台了，我的心快要跳到嗓子眼了，双腿怎么也迈不开。长这么大，我面对的最大场面是系里的联欢会，哪里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啊。”张苹英使劲为自己打气，“千万别出错啊!”一旁的代表鼓励她说:“你不是老师吗?你把主席台当讲台，把全体代表都当做学生，就肯定不紧张了。”

    “踏上主席台的那一刻，我感到全场的眼睛都在盯着我，我意识到此时我的责任重大”。张苹英站在一号票箱边，听到身后有人叫她的名字，她转过身去惊奇地发现，叫她的是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之一许嘉璐。“你一定是湖南妹子。你长得那么小巧，就是湖南妹子。”许嘉璐话音一落，周围响起善意的笑声。“那一刻，我的紧张感一下子减退了不少”。几分钟后，张苹英在票箱检验结果报告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向全场报告:“票箱检查没有问题，计票数据已经归零，计算机选举系统已经准备就绪。”当时，张苹英的嗓音有些颤抖，“不过，语言还清楚”。

    9时37分，投票选举。作为场内唯一的总监票人，张苹英站在离一号票箱不到两米的地方监督着全场投票情况。主席团每一位领导同志都从她身前走过，“他们投票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11时，宣布计票结果。“我第一个看到了计票结果，我没有感到意外，因为那份名单上的名字都是我们心目中的人选。当大会主持人、主席团执行主席王兆国宣布结果时，代表们给予每一位当选的领导人热烈的掌声。我知道，这掌声代表的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张苹英说。

    4、16张选民证:记录民主进程

    2007年9月30日，湖南省石门县档案局退休干部范水良从县选举委员会领到了选举该县第十五届人大代表的选民证，这已经是他领到的第16张选民证。每一张选民证的背后都有一段历史。

    解放后，范水良在湖南省城长沙粮食系统参加工作。这时，我国开始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于1954年3月从长沙市东区选举委员会领取到了第一张选民证，从此，范水良开始了他收藏选民证的历史。

    到1966年，范水良已经连续收集到了5张选民证，可第6张选民证却让他足足等了14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的同时，恢复和加强了地方人大建设。1980年9月，范水良从石门县选举委员会领取到了第6张选民证。他说，这两张选民证间隔时间最长，反映了“文革”动乱岁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破坏，公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的混乱状况。

    1992年，范水良退休，他又从石门县选举委员会领到了第9张选民证。凭着做档案工作的专业素养和档案情结，他随即着手对选民证进行整理，用档案纸把它裱装起来。同时，他对每一张选民证都作了批注，即每一届选举的特点、出台了哪些新规定、前后两届对比有些什么变化等一一作了注明。这既成了他家庭档案的一部分，又是介绍历届人大代表选举最有说服力的一部史书。

    望着越来越多的选民证，范水良感慨万千。他说:“1995年修改地方组织法后，县级人大的每届任期由三年改为五年，与省、市级人大换届选举基本同步，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则继续实行每届三年。在当时来说，比较符合基层的实际情况。”但后来范水良发现，乡镇人大代表三年一届，过于频繁。特别是从1995年到2003年8年时间，他分别从县、镇选举委员会领到了6张选民证，说明他参加了6次选举，几乎每年都有一次县人大代表选举，或者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加上县、乡党委和村委会换届，基层选举活动非常频繁，基层干部、村级组织把不少精力用在选举工作上，人民群众对选举也疲于应付，对基层生产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对此，范水良十分高兴:“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同步进行，反映了选举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更加科学。” 
　　5、自荐参选:姚立法成了第一人

    2003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一位市民对姚立法说:“你落选了，我还是要叫你‘姚代表’的。”

    这一年，一个城乡人口刚过百万的小城湖北潜江，涌现出的自荐参加人大代表选举者达41人，这么多人站出来参选代表与姚立法的“榜样”的作用不无关系。

    姚立法生于1958年，大专学历，是潜江市实验小学职工。从1987年开始，姚立法以普通公民身份，自荐参选潜江市人大代表职务，在13年四届选举中，屡败屡战，终于在1999年当选为潜江市第四届人大代表，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批自荐参选成功的人大代表。

    在几次参选过程中，姚立法努力研读相关法律条文，数年下来，对宪法等法律之熟稔达到惊人的程度。在参选过程中，他非常注重自我宣传———自费编印参选材料，向选民广为发放，甚至在第四次参选时，还一间教室一间教室地向学生选民发表参选演说，并印制参选誓词。

    姚立法当选为人大代表前后创下了许多个潜江乃至全省全国第一:第一个公开参选人大代表职务，第一个以非正式候选人身份当选的代表，第一张市人大会议上的反对票，第一个申请做专职人大代表的人，第一个定期或不定期向选民述职的人大代表……

    五年中，姚立法提交对一府两院的建议、意见和批评187件，占大会收到的建议案总数459件的38%;平时所作调研更是不计其数。

    然而，姚立法的敢说话爱挑刺也给他带来“麻烦”，在代表任期届满前的新一届人大代表选举中落选。受他启发自荐参选的40人也全部落选。

    虽然没有一人当选，参选者们还是表现出相当的乐观，“下一届我们还要参选。”一位教师说。 
　　6、差额选举落选:代表有些“恋战”

    2002年11月7日下午，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第十一届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倪伟桥有些失落，在刚刚结束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他落选了。

    对这一结果，不仅倪伟桥有些准备不足，区、街人大负责人，学校领导，以及对他寄予厚望的一部分选民都有些遗憾。

    但在他看来，5年来的代表“情结”绝不是一下子就能挥之而去的，为百姓说话、为政府决策进言的“惯性”也不可能戛然而止。

    倪伟桥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主校区，由原来的华中理工大学和武汉城建学院合并组成。由于倪伟桥是原城建学院的，原华中理工大学的学生对他了解较少，加之选票按姓氏笔画排名，他列在最后，对他有些不利。以前，任何选民都可以随时叫他，向他反映问题和意见，这占用了他不少时间。虽然从个人来讲，落选后肯定比过去轻松，但倪伟桥觉得当人大代表犹如战场上的战士，确实有些“恋战”。

    当代表5年来，倪伟桥几乎天天都带着人大代表证和工作手册，随时记下选民们的反映。他说，如果接着干下去，还有很多仗要打，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个愿意为人民做点事情的人，在代表岗位上，有持证调查情况的便利，也可以尽快与政府沟通，肯定要方便一些。虽然今后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为人民说话，但在人大这个‘正规部队’起的作用肯定要大一些。”

    倪伟桥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有一个由省、市、区三级人大代表组成的教授“代表团队”。在这里，代表们充分发扬团队精神，勤勤恳恳、尽职尽责地工作。倪伟桥现在还记得他们为解决学校“筒子楼”问题所作的努力。当时调查走访了100余位青年教师，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家庭住房情况，最终为青年教师改造了“筒子楼”，教师们得以安居乐业。他说:“作为代表解决选区内的问题，决不是本位主义，解决自己身边的事往往是最难办的，阻力最大，代表就应从身边一点一滴的事做起，工作从身边展开。”

    洪山区关山街人大代表工作联络处的刘主任紧紧握着倪教授的手说:“非常感谢你对人大工作所作的贡献，我们把你当做‘编外代表’，代表联络处依然是你的家。” （宋识径）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