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表故事：履职理念根本改变
代表：始终是荣誉始终是责任
30年来，人大代表履职的理念发生了根本改变———
从举举手、投投票、当“哑巴”代表，到去官腔少客套，尖锐质询，为民仗义执言。
从无所作为到明察暗访、自费调研，众多代表更加注重倾听民声民意。
从工作走马观花到广泛搜集民情民意，议案建议件件关注民生。
“人大代表不只是荣誉，要常怀忧民心，为百姓办实事。”从荣誉到责任，角色的变迁使得代表的作用日益彰显。
1、申纪兰:十一届元老
申纪兰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1947年，她嫁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时，年仅18岁。5年之后，申纪兰被选为生产合作社副社长。从那个时候起，她就苦口婆心地劝说妇女要下田和男人一样劳动，并且劝说男同志，妇女既然付出了同样的劳动就该获得同样的报酬。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主张“男女同工同酬”而被树为典型，命运也随之发生改变———1954年，申纪兰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接到通知的时候特别激动，一个妇女能当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多大一件事情啊。”已是79岁高龄的申纪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很激动。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人大代表的职责是什么，只想着能见到毛主席。1954年9月，申纪兰骑着毛驴从村里走到县城，然后转乘卡车、火车，辗转4天才走进中南海的怀仁堂。那一年，她25岁，有幸和1210名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代会。
当时，人们聚集在广播旁，倾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一部宪法，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机构全面建立起来。考虑到当时代表中文盲多，会议专门安排人朗读文件。那时的申纪兰还不识字，别人告诉她选票上毛主席的名字，她就在后面的方框里画了个圈。
然而，没过几年，全国上下刮起了浮夸风，在这场运动中，第二届人代会召开。随后的十年文革让第三届和第四届人代会形同虚设，代表们多缄默不语，建议寥寥。那段时间里，申纪兰感到很困惑，唯一能做的是“看不透的绝不表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这一年，49岁的申纪兰第五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申纪兰很快开始接受市场经济的挑战。1984年，她到河南、江苏等地考察乡镇企业，带回了“无工不富”的理念和新的发展规划。1985年，她从省里贷款100万元建起了村里第一个企业硅铁合金厂，投产以后第一年收入就达到160多万元，西沟人在市场经济道路上越走越宽。
与几十年前相比，现在的申纪兰可以轻松地读书看报，畅谈企业管理。在每次全国人代会上，她都会就群众普遍关心的三农、教育、惩治腐败等问题提出建议。她还记得，在第八届人代会上提出的“土地不能随便乱占”的建议，中央很重视，各方面都非常认真地给她作了解答。
有人曾问申纪兰，能连续十一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靠的是什么?她认真地说:“靠的是说老实话。要不是人民信任我，我这个普通农民怎么能当这么多届人大代表?”
2、李金云:见证海南建省
现任海南省海口市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曾任海口市市长的李金云已是76岁高龄，然而这位老人的脑海里始终搏动着一段闪光的记忆———1988年4月13日这一天，亲眼见证了海南省建省的历史时刻。
1988年1月，因当时的海南只是广东的一个行政区域，李金云与其他在海南岛工作的13名人大代表，属于广东代表团。李金云至今仍珍藏着当时的代表团分组名单。他回忆说，参加大会时，特意换上了一套新西装，还打上一条颜色比较鲜艳的领带，其他12名代表也是一身盛装。
1988年3月25日，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隆重开幕。由于大会有海南建省的议程，李金云等13名人大代表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当时我感到无比自豪，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欢迎国内外的投资商，一起来开发建设海南’。”李金云回忆说，后来经大会秘书处同意，海南建省筹备组还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中外媒体介绍海南的情况，“那天来了几百名记者，大厅被挤得满满的。”
1988年4月13日上午9时许，当大会主席宣布表决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时，李金云激动地举起右手，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同时他注意到主席台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举起了手。全场2839位代表，1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大会执行主席、主持人的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鸣。紧接着表决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2票反对，6票弃权，决议同样高票通过。在李金云的记忆中，那天所有的细小片断，都依然清晰可见。
“20年过去，海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充分证明，党中央和小平同志关于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李金云骄傲地说。
3 、顾昂然:立法“活字典”
顾昂然总是带着微微的笑意，他的一切———神态、衣着与语言，都是那么平和亲切。谈起立法工作，老人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了解新中国法律产生的整个过程，一个人接触、参与整个国家的立法达50多年，在我国是独此一人，人们称他为新中国立法工作的“活字典”。
顾昂然开始接触法制工作，是在1950年10月。那时他还不满20岁，被调到彭真同志办公室担任秘书。当时，彭真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真很喜欢这个话不多、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每次到政法委开会都带着他。有时彭真审查法律时，让顾昂然拿着草案一条一条地念，彭真一条一条推敲……在彭真身边工作的那段时间，顾昂然学到了不少东西。
1952年，经彭真同意，顾昂然调到政法委员会研究室工作。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时，顾昂然又从政法委调了过来。不久，文革开始了。在人民大会堂，首先被查封的就是顾昂然的办公室。令他最为痛心的是，他从1950年至1966年的所有工作笔记本和立法的原始资料都在那次查抄后丢失了。办公室被查抄后，顾昂然被勒令上班在机关打扫卫生，扫厕所。从1966年一直到1975年，全国人大停止了一切活动，直到1975年11月，顾昂然才被调到教育部工作。
文革结束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从1979年3月开展工作，彭真任法制委员会主任，顾昂然担任他的法律顾问。从3月到6月底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向全国人大提出了刑法、刑诉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7部法律草案。3个多月时间立了7个法，工作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顾昂然记得，那时无论吃饭、走路，还是睡觉，脑子里都是法律条文，每天很晚骑车回家，还要带上一大包材料回家接着干。
7部法律草案一通过，彭真就让顾昂然研究修改宪法的问题。198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l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改为此名称)主任王汉斌在法工委委务会上宣布:“经请示彭冲副委员长同意，顾昂然协助我主持法工委工作。”从1993年直至离休，顾昂然一直担任法工委主任。
从1979年到200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242部法律，法律解释8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22件，并对67部法律进行了修改。顾昂然同志亲身参与、主持了这些法律制定和修改的工作。
4、王家福:见证“依法治国”
回顾起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过程，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家福感慨万千:1996年2月8日下午2点多，我从家赶往中南海怀仁堂。3时整，讲座正式开始……当时王家福可能没有想到，这次讲座将和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紧紧联系在一起，永载共和国的史册。在这次讲座中，江泽民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
那天，王家福讲座的题目是《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十几年过去了，他珍藏的这份讲稿已微微发黄。这是王家福第二次踏进中南海的讲堂。1995年1月12日，他曾为中央领导同志讲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那是中共中央举办的第二次法制讲座。
已77岁高龄的王家福，清瘦，头发花白，但是镜片后的那双眼睛依旧闪着睿智的光亮。在王家福的记忆中，“法治”最早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如果说1978年可从学者的著述中偶见“法治”的提法，那么在党中央的文件中出现“法治”的提法则是1979年的事情。1979年9月9日党中央发布的《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第一次使用了“法治”的概念。
1980年11月，审判林彪、“四人帮”后，王家福和李步云等同志共同起草了《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文章最后有一段话:审判“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王家福坦率地说，之所以这样写，当时是有考虑的，我们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把“法治”写进去。结果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一切很顺利。
十五大召开前夕，李步云和王家福等人商量，怎样通过这次党代会把“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为此，他们给中央送了几份材料，其中一份就是江泽民1989年9月26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那段“我们一定遵循法治的方针”的讲话。王家福参与十五大报告起草时，还有人写信反对把刀“制”改为水“治”。中央最后采纳了学者的建议，将“制”改为“治”。1997年9月12日通过的十五大报告，正式确定“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5、夏菊花:关注义务教育
夏菊花本姓徐，5岁时，父母为生活所迫，将她送给了马戏班的夏老板做“压子”之女，从此改姓夏。刚刚5岁，夏菊花就被老板的皮鞭赶上了舞台，开始了艰辛的卖艺生涯。表演《空中飞人》，老板用一根粗绳子系住她的辫子，升吊在半空荡秋千。每演下来，都要昏死一阵。一次演《爬高梯》，她从几丈高的梯顶上栽了下来，当场折断了锁骨，险些送了命。
“走过黑暗的人才更珍惜光明!”夏菊花心存感激地说，是新中国让她登上了人民的舞台。
此后，夏菊花的《顶碗》等节目拍成了艺术片《春燕展翅》，在全国放映。她相继又到法国、意大利、瑞典等50多个国家访问演出。许多国家元首或总统授予她“艺术勋章”、“议会勋章”。许多总统夫人给她冠以“顶碗皇后”的美称。
1964年，夏菊花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提起这段往事，夏菊花洋溢着自豪:“当时有7个候选人是全票当选的，我就是其中之一。”她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与她同时全票当选的张体学省长的一句话，“夏菊花是个苦孩子，她当上了人大代表是会永远跟着党走的。”
人代会上，夏菊花呼吁最多最强烈的是教育问题。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从此成为法定义务。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夏菊花对义务教育的实行有着自己的思考，“我们要提倡一种大教育的观念:履行教育义务的不只是学校，还包括家庭、社会”。她对诚信问题也十分关注，认为应该将其列入教育的范畴，通过启蒙与教化，通过法制建设，来提高人们的诚信意识，在全社会营造出一个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
“教育一定要从小抓起，从细微处抓起。待人接物、言谈举止，无一不是教育的反映。”独生子女的增多，让夏菊花意识到提倡大教育观念的紧迫性。她说，不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要把孩子培养成唯我独尊的“娇宝贝”。孩子都要长大，都要成为社会的人，只要将他们养育成体魄强健、心理健康、遵纪守法、讲文明懂礼貌、有团结协作精神、有吃苦创新精神的人，我们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
身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夏菊花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对一些文艺工作者提出忠告。她说，严重脱离劳动人民群众，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会给观众尤其是盲从的青少年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们要给社会、给后人多留下美好，不给社会带来精神污染，首先要净化自己。”她呼吁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戒骄戒躁，既要创作优秀的作品教育人、鼓舞人，自己也要起到良好的道德示范作用。
回顾自己的人大代表生涯，夏菊花深有感触地说，“过去，代表们对政府工作报告是学习多、受教育多，提建议少。现在代表们的责任意识逐年加强。可以说，代表们经历了从‘荣誉型’到‘责任型’的转变，代表们的议案建议逐年增多，政府部门对议案建议的办理也更加规范。”
6、翟玉和:调查农村孝道
“在中国特别是农村，孝道的淡化与缺失造成了农村老人生活上的诸多难题。”为探求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2005年，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个人出资，对中国农村的养老现状进行调查。
2005年10月中旬，由翟玉和个人出资10万元组织的调查活动终于成行。调查组拟定了老有所养现状调查问卷，涉及10大项55小项。调查活动至2006年1月中旬才结束。其间对我国除台湾以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的46个县(市、区)72个村的10401名60岁以上与子女分居老人的养老现状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资料随后被整理成《中国部分地区农村老人生存状态调查报告》。
据翟玉和介绍，通过对调查表的汇总发现，在受访的10401名调查对象中，与儿女分居的比例是45.3%，三餐不保的占5%，93%的老人一年添不上一件新衣，69%的老人无替换衣服，小病吃不起药的占67%，大病住不起医院的高达86%，人均年收入(含粮、菜)650元。翟玉和在调查报告中建议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作适当修订。这部法仅规定了公民应该怎样做，但对违法者没有约束力，应该增加有关的处罚性条款。
2006年2月，翟玉和向黑龙江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提交了这份沉甸甸的调查报告，并在代表建议中呼吁要重视农村养老问题。那时，翟玉和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这份报告能被带到全国两会上去。
同年3月6日，正值全国两会召开之际，翟玉和专程到北京找到央视主持人撒贝宁，请求他把《中国农村老人生存现状的调查报告》带上两会。在两会的间隙，30位人大代表联名将翟玉和的建议提交。2006年12月14日，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回复，称翟玉和的建议对研究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养老制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调查报告引起强烈反响，全国数百家媒体作了报道。在四处宣讲孝道的过程中，翟玉和又萌发了拍摄电视记录片的想法。2007年，他出资200万元，与上海电视基地共同拍摄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展现中华孝道的大型文献电视记录片《中华孝道》。翟玉和说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收复孝道，让全国人守住道德底线。”
7、任玉奇:首提取消农业税
“取消农业税”是一次里程碑式的革命。然而，这次改革最初的“推手”却鲜为人知，他就是民营企业家任玉奇———第一个提出取消农业税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
一位民营企业家，怎么会想到提这样一份议案呢?很多人这样问任玉奇。“我出生在农村，13岁因为家里生活困难而辍学，后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才圆了大学梦。”任玉奇说，正是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深厚的感情。从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天起，他就把调研重点放在了农村。
为了提出有分量的议案，从2003年11月至2004年2月，他先后到沿海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农村和偏远的云南农村调研，同时组织三班人马赴湖南省14个州市的50多个乡镇调研，走访了300多户农民家庭和50多个农村学校，召开座谈会70多个，行程2万多公里，形成了20多份近10万字的调查材料。
调研中，任玉奇了解到农民种粮成本远远高出收入，直接导致欠缴农业税现象严重，而农业税的征收成本又高得惊人。面对这种状况，他陷入了深思:“只有取消农业税，才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他的思路豁然明晰。
2004年3月7日，在湖南代表团，任玉奇以《三农问题，国之根本》为题作了长达20分钟的发言，建议国家在3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精简乡镇机构人员。此言一出，立即引起震动。会后，湖南团就有30名代表在他提交的《关于尽快取消农业税的议案》上签了名。
2006年1月1日，在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宣告结束。9亿农民永远告别了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
担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五年时间里，任玉奇先后完成了33份议案、59份建议。其中，29份议案被大会专门委员会审议，部分议案被列为修改法律和立法的计划;所提交的关于修改刑诉法的议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议案范本推介。 （谢文英）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