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钫与千唐志斋
◆ 高超英
张钫，字伯英，号友石，1886年生于新安县铁门镇。张钫幼年在家乡新安入塾就读，后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加入同盟会，后到陕西任职，是辛亥革命时期新军起义的重要策划人之一。 1911年7月，与陕西同盟会、哥老会骨干30余人在西安大雁塔宣誓反清。1912年任陕西起义军第二师师长，1915年被袁世凯免去陕军第二师师长兼陕南镇守使职，调北京将军府任中将参军。同年，赴天津与郭燕生等人密谋反袁，并负责陕豫两省讨袁军事组织活动。1918年8月，在陕西三原被推为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两年后该部被北洋政府镇压和收编。
1921年，张钫因父丧回故里守制。在此期间，他资助新安县设立县志局，续编县志；创办铁门小学；创办煤矿公司，开采当地煤矿。1924年曾出面调解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与镇嵩军刘镇华、憨玉琨之间的矛盾，未果。1927年5月，张钫随冯玉祥东下北伐，参与中原军事行动。同年12月，冯玉祥担任河南省主席，次年9月，冯命张钫为省建设厅厅长兼省赈济委员会主席。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前夕，张钫转依韩复榘和蒋介石，被任命为河南省代理主席。同年，蒋又任张为第二十路军总指挥、省民政厅厅长等职。1933年7月，张钫移驻洛阳西工，其间曾奉蒋之命去西安同杨虎城会谈。他还购买了《万有文库》、《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一批儿童读物，分赠铁门、新安、偃师、洛阳、南阳等地以设立图书馆。1937年10月，张钫任第一战区抗日预备军总司令。1938年春，调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没有就职便携眷移居西安。后主持河南旅陕同乡会，开办粥厂，救济河南逃难到陕西的难民和学生。1946年，张钫任国民政府国策顾问，授陆军上将军衔。蒋介石逃往台湾时，将张母劫往台湾，欲迫张赴台，未果。解放战争时期，起义于川西。解放后，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66年5月，张钫病逝于北京。
张钫先生喜好文史和书法，与章太炎、于右任、康有为、王广庆等人交往颇密。而这些人都与“千唐志斋”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说起张钫与康有为的结识，还与吴佩孚有关。“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慈禧太后囚禁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害。1923年4月，吴佩孚在洛阳庆祝五十大寿时，康有为亲书寿联致贺，吴十分高兴，便邀请康来洛会面。在吴第一次宴请康时，特邀张钫作陪，二人得以相识。康有为在洛阳约半个月，在张钫陪同下，游览了关林、龙门石窟、邙山陵墓及其它名胜古迹等。其间，康、张二人纵论古今，品评时政，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康有为离洛赴陕西时向吴佩孚辞别，吴请康替他物色人才，康有为说：“你身边就有人才，还要推荐什么！”接着康讲了张钫思想敏捷、见识超群、知识渊博、值得大用等。
张钫邀康有为至新安县铁门镇自己家中小住，于是康有为、张钫和王广庆三人同达铁门，住张家花园“蛰庐”中，数天后康离开铁门去陕西。当年秋天，康有为在西安讲学东归，再次来到铁门镇张家花园。他应邀题写了“蛰庐”匾额，还为该花园内的“听香读画之室”题了一幅楹联：“丸泥欲封紫气犹存关令尹；凿坏可乐灞亭谁识故将军”，联末署“癸亥九月南海康有为”。这幅对联既是康有为的自诩，也是对“蛰庐”主人张钫的赞许。全联共用了四个典故：上联“丸泥欲封”，指函谷关地形险要，隐指当时旅途的艰涩。《后汉书》载：王莽部将隗嚣，降光武后复叛，据龙西，光武往讨，隗惧，其属将王元谓嚣曰：函谷关险隘，我用一丸泥即可将其封闭，汉军难以飞渡。“紫气犹存关令尹”，系用李耳骑青牛过函谷关被关令尹喜遮留，作五千言道德经故实。当老子西行至关前，尹喜在关上遥望有一股紫气自东来，知必有圣人将至，不久果见老子来到关前，乃留著道德经。康每自命为“新圣”，故自拟以李耳，而把张钫比做能识紫气的关令尹喜。
下联“凿坏可乐”，是夸张钫隐居行为的高洁。典出《杨雄文》“士或凿坏而遁”。坏（音坯），屋后墙。“鲁君欲相颜阖，使人以幣先焉，凿坏而遁”。《南史》载阮孝绪不肯见鄱阳王，凿坏而遁，与颜阖事类。“霸亭谁识故将军”，意指张钫时正赋闲，不为人所重视。典出汉李广故事：李广闲居长安，一日赴兰田与友人饮叙，夜归行至灞桥，灞亭尉醉；以李犯夜禁为辞，坚阻勿行。人谓系故将军，尉答现任将军亦不许犯夜禁，遑论故将军，遂止李宿亭畔，晨始放行。后李出任右北平守，偕尉往，藉故杀之。这里也比喻张钫此时处境。
说起张钫营造“千唐志斋”，与王广庆有很大关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洛阳文物遭到毁灭性盗掘。龙门一些石刻造像运抵美国，而太学石经和一些墓志均流失于日本。近代知名学者、教育家、新安人王广庆对民国时期洛阳文物被盗的情况作过详细的记载。从1920年起，张钫即接受王的建议，并通过王及其郭玉堂等人在各地、主要是洛阳一带收购流散到社会的墓志石刻。1933年前后，张钫在自己的私家花园“蛰庐”西部，券窑建斋，将搜集来的墓志石刻镶嵌在15孔窑洞、3个天井、1道走廊的墙壁间。后由王广庆在上海拜请章太炎篆额（因章与王有师生之谊），章即篆“千唐志斋”相付。
“千唐志斋”共珍藏有西晋、北魏以来的历代墓志等各类石刻1419件，其中以唐代墓志最多，达1191年，故名“千唐志斋”。除唐志外，还藏有西晋志1件、北魏志2件、隋代志2件、五代志22件、宋代志88件、元代志1件、明代志30件、清代志2件、民国时期志7件。另有墓志盖19件以及其它书法、绘画、造像、经幢、碑碣等54件。而在当时所收集的近300方北魏墓志，则依事先“魏志归于而唐志归张”之约，由于右任运回陕西三原老家，解放后移存于西安碑林。
墓志之作大约始于东汉后期，兴盛于北魏、隋唐。它用以记载墓主人的姓名、郡籍、官职、族源世系、生平事迹、卒葬日期及地点、配偶、子嗣等。镶嵌在壁间的1000多方唐代墓志展现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留下了诸多方面信息。如一方墓志说“北伐匈奴，白兰之围数重，青海之兵四合，所向无坚敌，所攻无全阵，”对于研究唐和突厥的战争，就是难得的资料。程思义墓志载有当时酷吏严刑逼供、株连无辜的事件；崔泰之墓志载有张柬之等发动政变、逼武则天传位唐中宗的经过；臧晔墓志载有唐军与安禄山军交战情景；马凌虚墓志记载了洛阳圣武观“光彩可鉴，芬芳若兰”的女道士马凌虚，“未盈一旬，不疾而殁”，悲惨地死于安禄山幕僚独孤问俗之手的事实。这些唐志，因志主身份上自皇亲国戚、相国太尉、藩镇大吏、刺史太守，下至尉承参曹、宫娥彩女、僧尼道士、普通士庶等，故志文自然会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宗教、农民起义以至山川地理、姓氏、地名等方面的内容，反映出大唐帝国近300年间的风云变幻、兴衰治乱、世道沧桑、人情冷暖。且墓志多为同时代人撰写，具有更为可靠的真实性，故它能起到证史、补史、纠史的作用。许多墓志，内容较之“两唐书”更具体、更细致、更完备，给后人探索研究唐代社会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被誉为是一部“石刻唐书”，其历史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同时，“千唐志斋”还是一座书法艺术的圣殿，它的艺术价值不在历史价值之下。在这里，名家圣手，大师巨匠，齐聚于此。若论书体，真、草、隶、篆，应有尽有；若论流派，颜、柳、欧、褚，诸风皆备。在这里，有宋代书苑大家米芾的楹联，有“遂以书名天下”的元代赵孟頫的“神道碑”，有明代董其昌的横披长卷，还有明清之际“神笔王铎”的巨幅中堂，还保存有王纯谦巧夺造化的“指画”兰草和郑板桥的“风、雨、阴、晴”四态竹姿屏幅及题咏。值得一提的是，由狄仁杰晚年亲为撰文并亲笔书丹的“袁公瑜墓志”，刚柔相济，自成一体，让后人得知狄仁杰不但是一位忠贞之士和政治家，而且还是功力很深的书法家。诗人王昌龄所书丹的陈颐墓志，字体为中楷，圆融遒丽，姿体隽秀，颇具虞风，乃书法之上乘珍品。王昌龄的诗，流传至今的不少，但其书法作品，在1200多年后的今天实属罕见。多亏了这方墓志，后人方得窥见王氏书迹以及知道他“书名为诗名所淹”的趣事。“千唐志斋”另一有趣的事情是武则天称帝后别出心裁地制造了19个字，如她给自己命名的“曌”字、“圀”（国）、“生”（人）、“忠”（臣）、“埊”（地）等。在多方唐志中，都能见到这些文字。特别令人称道的是原斋主人张钫之父张子温的墓志，撰文者章太炎，志文古朴典雅，简炼得体；书丹者书法大家于右任，字体基于魏碑而又有创新，体势稳中见奇，笔锋独见功力，情韵高致，实为于氏传世书法之上品；另有书画篆刻大家吴昌硕篆书墓志盖，笔意高古，苍劲秀丽，气质夺人。有评论曰：以章炳麟氏之造文，于右任氏之书丹，吴昌硕氏之篆盖，三杰倂力，树兹典艺，谓为“近代书艺三绝”，孰云不宜！
“千唐志斋”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文化旅游胜地。
1986年6月，正值张钫先生诞辰100周年、逝世20周年之际，国家有关部门按照张钫先生临终遗嘱和其子女的心愿，将张钫先生骨灰移葬于“蛰庐”。一代爱国人士、辛亥革命元老、戎马一生的将领、千唐志斋的营造者，终于长眠于故乡和他钟爱的“蛰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