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会时节说国花

      在河南省第27届洛阳牡丹花会开幕前一个月，3月9日，《河南日报》记者王晖报道，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金正新建议，设立牡丹为我国国花，为新中国60年寿诞献礼。

      牡丹花会时节，国人再议设立牡丹为我国国花之事，自然引起我这个牡丹花城的洛阳人的关注。

打开词典，在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上对国花是这样定义的，“国家把本国人民喜爱的花作为国家的象征，这种花叫做国花”。那么，作为花卉大国，在诸多名花中，哪些是我国人民最喜爱的花？什么花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象征呢？笔者想从“初无名”、“不为贵者所知”的牡丹历经岁月谇炼终成艳冠群芳的“花王”说起。

      一、溯源流，唐、宋国花是牡丹

      论起牡丹观赏、栽培的世系、宗谱，可以上溯到2500年以前。牡丹的远祖最初与芍药是混而不分的。《通志·昆虫草木略》记：“牡丹初无名”，因“其花可爱，如芍药，宿根如木，故得木芍药之名”。从植物分类学上说，牡丹属于毛茛科，落叶灌木，《诗经·郑风·溱洧》记云：“维土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说明早在春秋时期，芍药已是青年男女相互嬉戏、表示爱情的馈赠之物。中国的咏花诗词从《诗经》中的咏芍药（即牡丹）的诗开始已初见端倪。它最初由野生变为家养，是人们从发现它的药用介值开始的。在甘肃武威县发掘的东汉早期墓葬中曾发现医学竹简数十枚，其中有牡丹治疗“血淤病”的记载。由此推之，牡丹在东汉之前已被家养药用。作为观赏植物栽培，大约肇始于南北朝时期。《太平御览》记载南朝诗人谢灵运曾说：“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谢灵运贬官永嘉太守，事在南朝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年），据此推知，近1600年前，我国已经有栽培的牡丹。在稍后的北齐人杨子华的画中，亦出现了画得纤毫毕现的牡丹画，事见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和葛立方《韵语阳秋》中。可见在近16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牡丹就已入诗入画，进入了中国人的审美视线并和文学艺术结缘。

      但真正把牡丹引入皇家园林，进入规模性的园林栽培种植，却是从隋炀帝建都洛阳的大业元年（公元604年）开始的。当年隋炀帝在宫城之西筑西苑，方园200里，广进奇石花卉。当时的易州（今河北省易县）官员贡进牡丹20箱，事见宋人王应麟所辑《玉海》之《海山》记。据传炀帝见盛开之牡丹如美人，欲揽怀中，便问花工：“此为何花？”答曰：“木芍药。”炀帝斥之为“俗”，并赠姓为隋，故称牡丹为隋花或隋朝花。《海山记》载，此次进贡之牡丹均为珍贵品种，有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延安黄、先春红、颤凤娇等。这就是说，牡丹一入洛阳进入皇家园林栽培就是珍贵品种，就带有王气，就有国花——隋花之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王莹在《唐宋“国花”意象与中国文化精神》一文中指出，盛唐气象更为牡丹作为“国花”注入了巨大的魄力。从牡丹的物态上看，花大色颜，层层叠叠，雍容华贵具有丰腴之美，展现的是磅礴的春天气势，具有成为盛世精神的最好象征和载体的潜质。所以牡丹作为唐代备受推崇的“国花”，适逢其会地呈现出雄视百代的气势与襟怀，折射出大唐帝国的王者之风。说牡丹，便是说唐人的大气与雍容。唐人舒元舆作《牡丹赋》记载了牡丹由民间观赏到皇家园林，再由皇家苑林到百姓家的经历。其“序”曰：“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与焉。盖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为贵者所知，花则何遇焉。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寝盛。今则自禁闼泊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也。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

      舒元舆（789年~835年）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是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登第的进士。他在《牡丹赋·序》中所称的“天后”就是早已移居东都洛阳并于674年称天后的武则天。查《唐史》可知，武则天称天后始于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八月高宗上尊号称天帝的同时，直到高宗永淳二年（683年）十二月唐高宗死于洛阳贞观殿，太子李哲即位号称中宗，武则天改称皇太后，临朝称制之时。在这9年中，“天后”曾感叹在洛阳的上苑中缺少她喜爱的家乡牡丹，所以就命人从她的家乡西河的众香精舍中将“其花特异”的牡丹移植到上苑。由于“天后”的移植才使京国——洛阳的牡丹，“日月寝盛”。这些牡丹先是从宫庭到各官署衙门，然后又逐步漫延到士庶百姓家，并逐步形成每年牡丹花开时节“遨游之士如狂”的盛况。作者将此作为“上国繁华”之象征记了下来。这也正应了宋人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关于“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的断言。可见，牡丹在隋西苑甫一登场，就得到国君炀帝的爱宠，旋即名倾朝野，推之民间，使“赏牡丹”成为举国若狂的盛事。这种“牡丹热”一直延续到北宋以降，纵跨两代，历经500多年。

      武则天的孙子唐玄宗李隆基则将他奶奶在洛阳培植的牡丹又引种于长安。据王   《龙城录》记载：“洛人宋单父善种牡丹，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不能知其术。”李隆基将他召至骊山：植牡丹万本，色样各不相同。赐金千余两，内人（宫中人）皆呼为‘花师’。”

      最能体现“牡丹”“国花”地位和王者风范的是当皇宫内庆兴池东沉香亭前牡丹盛开时，李隆基、杨贵妃夜游至此，诏李白为其助兴所写的《清平调》三章：

（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李白借花喻人，以牡丹喻杨玉环，妙取杨玉环与牡丹相通的特质——大气雍容、体态丰腴、艳冠群芳、专宠后宫的至高地位于一体，形神两入，人花合一，境界完美。牡丹凭借着这三章辞与盛唐最高的政治中心结缘，集中了人间至美因素，成为千古佳话。它所聚合的唐玄宗居九五之尊为权威第一；杨玉环是美人第一；李白是诗人第一；李龟年是当时歌者第一；高力士是内宫第一。这几个第一因“牡丹”而汇聚，共同托起牡丹“国花”地位和王者风范的精神气质。

      盛唐时代牡丹作为雅俗同赏的国花所引起的狂欢，在刘禹锡那首风流倜傥的“赏牡丹”诗中，得到充分的展示。诗从一个“动”字将牡丹艳压群芳的王者之美，牡丹花开时京城倾动，万人空巷观赏牡丹的轰动盛况，留给读者无尽的审美联想。其诗曰：“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唐代诸多文人热衷吟咏牡丹的诗，将其作为“国花”的王者之美烘托的淋漓尽致，产生了许多流光溢彩的传世佳作。徐凝的“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皮日休的“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徐夤的“万万花中第一流，浅霞轻染嫩银瓯”；王睿（一作王毂）的“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周繇的“金蕊霞英叠彩香，初疑少女出兰房”；唐彦谦的“开日绮霞应失色，落时青帝合伤神”等不胜枚举。这些诗句都是人咏花，花映人，彼此间彰显着雍容华贵、灿烂绚丽和大气磅礴，共构自信开阔、昂扬奋进、雍容大度的时代风神。唐舒元舆那首《牡丹赋》中就有“我案花品，此花第一。脱落群类，独占春日。其大盈天，其香满室。叶如翠羽，拥抱比栉。蕊如金屑，妆饰淑质。玫瑰羞死，芍药自失，夭桃敛迹，   李惭出。踯躅宵溃，木兰潜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让其先，敢怀愤嫉。焕乎美乎，后土之产物也，使其花之如此而伟乎！”的惊呼。

      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进一步发掘了牡丹冠艳群芳的劲心刚骨的品格。说是“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故洛阳牡丹冠天下。是不特芳姿艳质足压群葩，而劲骨刚心尤高出万卉，安得以‘富贵’一语概之！”

      这是唐宋间人们对牡丹花容花品卓绝于万花的高度肯定。

      在许多专家的笔下，牡丹的意态是雅俗共赏。其精神内核蕴涵着诗酒风流和人格精神，以及那个时代政治文化对这种人格行为的双重包容。她敢于违抗武后之命，特立独行、傲世不迁的性格恰如传为李太白敢让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笑傲王侯的盖世豪性。她所象征的是声色之美与性情之美完全融合的大唐盛世精神。就是诗人张潮《幽梦影》中所说的“牡丹令人豪”。唐人以源自生命本身的奔腾澎湃和盛大开阔、酣畅姿肆的自由思想，开放健康的进取精神，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的创造和改新。以此滋育着牡丹意象，并以此滋育着人们的意志品格，其内在精神的结合点就是一个“豪”字。所以他们写起诗来酣畅淋漓，豪气冲天。唐人李正封的名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正是这种“豪气”的写照。在安史之乱后，虽国运日颓，但牡丹的“国花”地位并没有动摇。直到白居易的《牡丹芳》还写道：“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当然，这首诗中也有以杨贵妃误国为诫的反思。

      牡丹自隋唐托举为国花，已成为国人的公共精神财产，具有极强的保鲜能力。她可以穿越人心，穿越时代。直到北宋，牡丹作为国花的意象并未因改朝换代而中衰，反而雄风犹劲。当时的西京洛阳所植的牡丹品种达到极盛。这从宋仁宗天圣九年至景佑元年（1031~1034）在西京洛阳任留守推官的欧阳修所著《洛阳牡丹记》中可以得到充分反映。当时的北宋王朝处于稳定繁荣期，都市大兴造园栽花之风。作为西京，洛阳的牡丹栽培进入鼎盛时期。欧阳修在该书《花名叙第一》中开首直言：“牡丹出丹州、延州、……而出洛阳者，今天下第一”。并称“天下真花独牡丹”。欧《记》是中国花卉史上的经典和洛阳牡丹专谱的开山之作。在该“记”中他写道：“钱思公尝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到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周师厚在所著《洛阳花木记》中又将时人评牡丹为众花之王，牡丹之中，姚黄为王，魏紫为后的话定为“诚为善评也”。从此，欧、周所评牡丹为众花之王，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洛阳花卉之盛甲于天下”以及由此合称“洛阳牡丹甲天下”，成为千古不易之评。到宋哲宗时（1086年~1101年在位）张峋撰《洛阳花谱》所记洛阳牡丹有119种。北宋以降，虽国都南迁，但国人的牡丹国花情结未减。陆游撰《天彭牡丹谱》开篇伊始仍称“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

      从北宋末靖康之变到宋室南渡，在艰难时世中的文人逐渐将暗香移动月黄昏，疏技横斜，墙角凌寒独自开的梅花托举为“国花”，那就不是盛世之事了。

      到清一代，雍正年间（1723年~1736年），洛阳牡丹传入宫廷御花园。至清季，清廷定牡丹为“国花”，并在御花园建有“国花台”，地址在今北京颐和园内。民国时期，战乱频繁，虽曾一度将牡丹定为国花，但赏花、养花仅在官僚富豪之家。

      二、论当今，确立国花呼声高。

      新中国成立后，在老一辈革命家心目中牡丹仍然是国花。1959年10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视察洛阳，当听到洛阳牡丹濒临绝境时深情地说：“牡丹花是我国的国花，她雍荣华贵、富丽堂皇，是我们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要赶快抢救”。他还说：“要建几个公园，广植花卉，大力发展牡丹”。1960年3月下旬在全国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前夕，周总理又建议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要陈放祖国各地的名花，指名要有洛阳牡丹。他让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向洛阳护花的花工王二道转达：要种好牡丹，“让洛阳牡丹开遍祖国的城乡。”

      随着左倾思潮的泛滥，直到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种植花草成了资产阶级的情调而受到批判，当然谈不上评国花了。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新兴产业花卉产业的迅猛发展，全国重大花事活动的增多，1984年，由中国园艺学会建议评选“十大传统名花”，经过海内外近15万人投票推选和全国100多位园林花卉专家及各方面人士评定，最后选出了中国十大传统名花，牡丹紧随梅花之后名列第二；1994年，根据国人要求和人大代表提案，全国人大八届二次会议提出0440号《关于尽快评定我国国花的建议》议案，批转农业部研究办理，责成中国花协负责具体组织。在全国国花评选领导小组主持下，经过10个月如火如荼的国花评选活动，在牡丹、梅花、菊花、荷花、兰花五大名花中，牡丹名列第一。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国花虽含苞未“放”，但牡丹作为社会繁荣昌盛的象征，国家文化的徽章，民族感情的标讯，人民理想的寄托，群众爱好的体现，都是当之无愧而深入人心的。在河南，已成功地举办了26届洛阳牡丹花会，成了全省对外开放和交流的窗口。2008年，洛阳牡丹花会又被列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牡丹文化的深化和外延反过来促进了牡丹产业的升级，由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难已估量。

      国运兴，牡丹盛，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祖先的智慧与才能经久而不间断地渗透到牡丹的发展之中，“牡丹终古是花王”，牡丹花大色艳，最能体现泱泱大国的气度。金委员的建议正是国人的呼声。我们热切期盼着，国人的呼声能尽快变为现实，以使我泱泱大国富贵吉祥、国泰民安、和谐团结、繁荣昌盛、政通人和的气度得以充分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