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北宋出色的外交家
林 夕
2008年6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对位于王城大道东、陇海铁路北史家屯村的一处建设工地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座造型特别的大型石椁室穹隆顶砖室壁画墓，此墓的主人便是北宋的外交家富弼。
富弼, (1004—1083)字彦国，是今天的河南洛阳人。曾与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文彦博等同朝共事，富弼活到80岁，八十载悠悠岁月，六十年官宦生涯，富弼的人生长河可谓波澜壮阔，这里只撷取几朵浪花，来观照他的一生。
一
富弼年少时走在洛阳大街上，有人过来悄声说：“某某在背后骂你！”富弼说：“大概是骂别人吧。”那人又说：“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富弼想了想说：“怕是在骂别人吧，估计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骂他的人“闻之大惭”，赶紧向富弼道歉。年少的富弼分明是假装糊涂，却显示了他的聪明睿智。俯仰之间可见心胸之狭阔，古往今来的高人和凡人，也就在这里分野了。
富弼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考中进士，当时他已经27岁了，属于茂才异等科及第。步入仕途后，他先到河阳(今孟州)任节度判官厅公事，接着到绛州(今山西新绛)、郓州(今山东东平)为官。几年后山东一带多有兵变，有些州县长官见乱匪势强，软弱无能，不但不去镇压，反而开门延纳，以礼相送。后来朝廷追究，派出工作组下来严查。
范仲淹坐镇处理这些事。富弼对范仲淹说：“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不然今后就没人再去剿匪了。”
范仲淹则说：“你不知道啊，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
富弼不同意范仲淹的看法，脸红脖子粗地与自己的恩师争执起来。有人劝富弼：“你也太过分了，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原来，富弼考中进士后，正值皇帝下诏求贤，要亲自考察天下士人。范仲淹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把富弼叫来，给他备了书房和书籍，让他集中精力写出对政事的看法，富弼因此得以被皇帝赏识。
可是，富弼回答：“我和范先生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
范仲淹事后说：“富弼不同俗流，我欣赏他，就是因为这呀。”
二
当时的宋仁宗赵祯，看到了大宋政策的弊端，要做一些改革。在大臣递交的方案中，他看中了范仲淹和富弼的方案，于是在全国推行他俩提出的十条改革措施。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跟韩琦、富弼等大臣到各地走访，筛选各路（“路”是宋朝行政区划的名称）监司（监察官）。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监司名单时，发现其中有贪赃枉法的官员，就提起笔来，把这些人的名字一一勾掉，准备另选他人。富弼在一旁看了，心里有些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啊，你这笔一勾，可让这一家子都哭鼻子呢。”
范仲淹严肃地说：“彦国啊，我若不让这些官员的一家子哭，那就害得一路的百姓都要哭了。”这一次，富弼不再和范仲淹争执了，他觉得范仲淹说得对，此后办事就更加实事求是了。
三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富弼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是年春，契丹国大兵压境，扬言要以武力扫平中原，要求大宋割地赔款才息兵。慌了手脚的宋王室，赶忙商议派大臣出使契丹求和,但朝中大臣皆因此行凶险，不敢前往。有人推荐富弼，富弼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大使，拜任枢密直学士，出使契丹。
见到契丹王，富弼问：“为何要出兵攻宋？”契丹王回答：“是你们违约在先，堵塞了关隘，所以我们要进攻。如果你们割地求和，我们可以撤兵。”富弼正色道：“我知道你自己并不想出兵，而是你的臣子嚷嚷着要打仗。你可知道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牟利？”契丹王惊讶地问：“此话怎讲？”富弼说：“我大宋封疆万里，精兵百万，上下一心，若你们要用兵，能保证必胜吗？即使你们侥幸获胜，也要损伤过半，这些损失你那些好战的大臣能够弥补吗？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互通友好，大宋每年赠给你的钱帛，还不都是你契丹王一人任意支配吗？”
契丹王想了想，点头称是。富弼又说：“至于我国堵塞关隘，本是为了防范叛军，并不是为了进攻他人。若是为了进攻，就不堵塞关隘了，而是要打通关隘，前去进攻了！”契丹王觉得富弼说的都是实话，第二天就邀富弼一同打猎，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如果能割地给契丹，则两国可长久修好。”富弼问：“为什么？”契丹王说：“我们都以每年领受你们的钱帛为耻。”富弼马上反问道：“你们以得地为荣，我们必以失地为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想让我们割地求和，万万不能！”
面对这个既善辩又强硬的来使，契丹王感到无奈，最终不再要求割地。就这样，富弼不避生死，不辱使命，只说了一番话，就打消了契丹国进犯的图谋，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的几十年间，两国一直和平相处。
富弼后来又出使契丹，也大获成功，展示了其超人的胆识和外交能力。他第一次去契丹时，家人来报，说他的女儿死了，他不顾而行；第二次去契丹前，他的妻子生了个男孩，他来不及看一眼，就启程了。到了契丹国，每得家书，他连拆都不拆。随从不解地问：“这是家书，为啥不拆？”他回答：“拆了，徒乱人意！”
四
富弼一心为国家，受到仁宗嘉奖，欲提拔他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上疏仁宗：“现在（大宋）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都以为太平无事了，万一契丹毁约，又来进犯，我岂不是死有余辜！陛下啊，您只要卧薪尝胆，不忘边患，多虑国政，就不用考虑我的职位高低了。”过了一段时间，仁宗欲再次提拔他，并派宰相去劝说：“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非因你出使契丹有功，请受之。”他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位。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出兵10万西征，并遣使至宋，要求大宋与西夏断交。范仲淹怀疑契丹国是声东击西，可能与西夏联合攻宋，建议朝廷马上增兵，驰援西部边陲。富弼冷静观察后，认为契丹不会与西夏联合、杀个回马枪再来攻大宋。当时朝廷上下非常担心，议论纷纷：如果大宋受到攻击，你富弼是否以头颅谢罪呢？富弼很平静地说：“放心，不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若如此，万死不足以谢罪。”结果如富弼所料，契丹并没进犯大宋边境。
西夏建立后，首先对宋用兵。两国陷入战争泥潭时，辽国乘机与西夏结盟，屯兵边境，图谋大宋。当其时，大宋的国际形势最为不利，甚至可说是危机重重。富弼之所以为当时和后世看重，是因为他在这场空前的危机中杰出的表现：他沉稳持重，胆识过人，并且因长期负责对辽事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各项交涉中，既不闹僵也决不让步，在处理三角关系时灵活腾挪。数年间，他与其他大臣一起，逐渐扭转不利的国际形势，宋辽和平，宋夏和谈，辽夏两国却对掐起来，直掐得你死我活。对于这段往事，苏轼在撰写《富郑公神道碑》时，给了充分的评价：“故臣尝窃论之，百余年间，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准与公(指富弼)之功也。”
至神宗立，为了富国强兵，神宗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进京，变法改制。富弼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又不愿同朝为官，于是称病退休，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13人组成“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中置酒，赋诗吟和，但每遇国家大事，他仍建言献策，畅所欲言。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八月，80岁的富弼在洛阳病逝。他死前给神宗上疏：现在朝中多有投机钻营的小人，非国家之福，应予以廓清。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宋哲宗上台后，又亲篆碑额“显忠尚德”４个字，请大学士苏东坡撰文刻之，对这位名相和外交家的一生给予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