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长征:西南联大上学路
◆ 关山远
又到开学季,照例是众人相送学子的新闻,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堆人送到学校,唯恐路上出个什么差错。上学路上,有的乘飞机,有的乘高铁,还有的乘豪车,当然,也有骑自行车的,千里迢迢,令人肃然起敬。
文人的长征
对很多生长于不幸环境中的学子来说,上学不仅是上学,更是一种信念。说起上学路的艰难,回望历史,总绕不开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迹。抗日战争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由平、津经长沙迁往昆明,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2月19日,学子们从长沙出发,奔向西南,当时有三条路线: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
文人长征,旷古未有。虽名“旅行团”,但绝无旅行之悠闲。史载,“湘黔滇旅行团”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史载,这批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
参加过这次“旅行”的人回忆说:在路上时间长了之后,队伍越拉越长,首尾相距竟有十多公里。为了照顾那些掉了队的人,负责后勤的人一般每天下午五点以后就开始找地方宿营,饭做好后,把所有的碗集中起来,以每人盛一碗为限,先到者先吃。晚上九点以后,各队队长清点饭碗,只要碗都空了,就说明人员全部齐了。每天最后一个到的总是曾昭抡——曾国藩的后人,我国近代教育的改革者和化学研究的开拓者,培育了几代科技人才和教育人才。
西南联大的校歌,记载了这次艰苦的“上学路”,第一句便是“万里长征”:“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事实上,这些学子们选择的路径,有些与当年红军长征时走过的重叠,一路上还能看到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
李政道的上学路
1942年,一个瘦弱的16岁少年在江西赣州找到一本关于牛顿定理的大学丛书,他看得入迷,又突然觉得某个地方不对,然后把自己的发现告诉老师。居然质疑牛顿?老师觉得这少年疟疾发作、头脑不清醒。这个少年就是日后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
当时,少年李政道确实患上了疟疾,他不甘心在日军的刺刀下读书,从上海逃出后,先在浙江嘉兴一个窝棚上学,日军迫近后,他与二哥李崇道一路向西,因患疟疾,半途留在赣州读书。随后又从江西经广东进入广西,再从广西转入贵州。后来李政道回忆说,他既感染上了疟疾,又患了痢疾,身上长满疥疮,活像一个流浪的乞丐。每天疟疾发作,如寒流来袭,颤抖不止。高烧、恶心、呕吐又频频泻肚。他无药可服,备受折磨,几致丧命。路程中不前进就要掉队,后果难以想象,李政道咬牙坚持前进。翻不尽的高山大川,攀不完的悬崖峭壁。有时走一天还过不了一座大山。进入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山更高了,路更难了。可是希望就在前面。16岁的李政道经历了从未有过的艰难困苦,他几乎失去了希望,陷于绝境。但他以极大的毅力坚持着,终于渡过了难关。
这个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进路上,有两个细节:其一,李政道给茶馆做过清扫工。敌机轰炸时老板都逃到防空洞去了,他却在机枪扫射下坚持收拾,因为老板答应他可以吃别人剩下的东西；其二,一路上把衣服丢得精光,但书却一本未丢,反而一次比一次多。
跟贩夫走卒相比,文人在路上,有更多感慨,尤其是山河破碎之际,为延续文脉,文人西奔,艰难之中,更有壮烈与气节,例如《野葫芦引》。
《野葫芦引》共分《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作者宗璞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当年亲历了求学大西南的生活,《野葫芦引》写的就是当年从北平一路逃难、最终在昆明安顿,抗战胜利后再返回北平的故事。
可以说,这些学者与学子,在战火下的南下西进,写下了特殊年代的民族的心灵史。
一个民族,最不能缺的是精神的昂扬
何兆武先生有一本《上学记》,写的是自己求学的真实经历,其中包括西南联大的求学生涯,很多人都喜欢,有人评价说:在目前这个功利滔滔的的世界上,何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这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存照。
令后人感慨的是,在那个艰难的年代,求学的漫漫长路上,学子们也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那一路既是心灵的修炼,也是学术的培养。参加了1938年步行从长沙到昆明“湘黔滇旅行团”的很多人回忆说,赶路并不是他们这次行动的全部内容,而是被当做一个教学任务。到达昆明以后,学生每人要写出千字以上的调查报告。在行军两个月期间,中文系学生根据路上所见所闻,写成了《西南采风录》一书；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先生沿途作了五十多幅写生画；生物系的李继侗、吴征镒先生,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其中许多植物标本是过去三个学校从未收藏过的。经过矿区的时候,曾昭抡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了当地的矿工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则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师生们沿途还收集了二百多首民歌民谣。这种跨学科的社会实习活动,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就在这二百多名穿着草鞋走中国的学子当中,就有后来著名的量子化学专家唐敖庆和航天工业的巨匠屠守锷等人。
作为“西南联大”的史料抢救者与研究者,作家张蔓菱十年前曾在北大有过一次关于西南联大的演讲,她谈到“湘黔滇旅行团”一路有惊无险到达昆明时说,爱才也是中华民族的风尚,当时在整个社会上,包括下层都是这样,“当时这个步行团步行在贵州非常贫困地方的时候,发生很多事情,都有照片还有事迹。比如,当地的‘片儿警’也有反应。到一个地方有个地保出来敲锣,那个地保穿着一个破衫,挺穷的,敲什么锣呢?说:乡民们注意了,今天老师同学们要从这儿路过,今天集市不许涨价,要方便老师同学。最贫困的人民用自己最朴素的方法来支持和保护这些老师和同学。还有一个布告,是玉屏县的县长写的,说,今有大学师生路过我县,当国家危难关头,他们是我们的精神领袖,这些大学生都是未来民族振兴的领袖,所以所有的民众必须予以保护,予以爱护。所以师生一路走来,从来没有什么地方涨价、搞假啊以及不让住啊什么的,都受到非常多的爱护。”
这一段话,描述的当年衣衫褴褛的乡民护卫衣衫褴褛的学子的情景,怎不让后人热泪盈眶?即使在匪患众生、屡禁不绝的湘西,学子们也没有受过骚扰,或许连土匪都知道,这一群人,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吧。
张蔓菱在那次演讲中还说:如果说红军长征是播种机,是宣言书,我觉得西南联大这种大转移也是宣言书,它的宣言书就是“不当顺民”,就是宁肯走路,宁肯舍弃舒适的漂亮家园。他们要走在没有沦陷的土地上,不当顺民,这种信念也使得全国得到一种知识鼓舞,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最聪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我们这个民族的名人,他们跟我们在一起,他们不投降,他们过来了,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要对抗沦陷区的敌人。所以西南联大这种转移,实际上也加强了整个民族抗战的信心,也加强了这种抗战力量。也是步行者之一的诗人穆旦就写过这样的诗句,他看到“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时过境迁,没有必要要求今天的学子们,再走这种艰苦的上学路,但应该教给他们:一个民族,最不能缺的,是精神的昂扬。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