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离伏剑”与错案追究
◆ 张何良
每翻史书，“李离伏剑”的故事总让人感概不已。自打太史公将此事写进《史记.循吏列传》，这位春秋时期晋国的最高司法长官便以“执法如山”、“以身殉法”而享誉古今。近日，接连看到几件轰动全国的冤错假案得以追究事件后，再重温此典，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按说，下属错杀了人，李离顶多检讨一下对此案没有亲自调查了解，轻信了第二手材料，犯了“官僚主义”错误也就足够啦。可这个倔老头偏要较劲，硬是给自己定了个“过听杀人”之罪，并立刻脱下了官袍绶带，让警卫把自已捆绑起来，送到晋文公大殿，求判死刑。晋文公见状，当然极力劝导为其开脱、宽慰，甚至用“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来反责，也不顶事，执意“遂不受令，伏剑而死”。
李离伏剑补过是否有点“傻冒”？
倒是听一下他在伏法前同晋文公的一段对话，就不难体察李离此举的个中原委。晋文公劝李离曰：“官有贵贱，罪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方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今过听杀人，罪当死。”
原来古代人断案也是讲执法责任制的，谁办错案件就追究谁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在古代，一般情况下错案大体分两方面，即“失出失入”和“淹禁不决”。所谓“失出失入”就是故纵有罪的人逃脱刑律追究或重罪轻判，和冤枉无罪的人或轻罪重判。所谓“淹禁不决”就是对在押的被告人长期囚禁而不做有罪或无罪的判决，致使无罪者受苦以致郁闷而死。据《史.记始皇本记》载：秦朝法律中对“失出失入”的审判人员，有罚他们修长城的条款；汉朝法律规定，凡犯失出或失入都为犯罪，轻者免官，重者处死；宋仁宗时，办案法官与参加议刑的官吏名字要记录下来，若判刑有失，都要追究罪责。明律规定，犯失出或失入罪者，一般发配到北方边远地区充军。对“淹禁不决”历朝也都有在最短时间内作出是否有罪的规定。宋、元、明时期规定的审判时限为：大事40日，中事30日，小事10日，凡审判超过时限，都要依法论罪。“李离伏剑”正是忠实地履行了晋国当时的“失刑则刑，失死则死”的法律规定。
在中国历史上，被誉为清官者不乏其例，但象李离这样主动认错，勇于自我惩罚，拿自已开刀，终于以身殉法的事确属凤毛麟角。纵然他是为剝削阶级服务的，但在“失出失入”“淹禁不决”司空见惯的社会内，有了上述的办案责任制，多少可以迫使司法官吏多一点责任心和多一点慎审办案，减少一些冤错、假案，在客观上对平民百姓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李离伏剑”的故事虽然距今两千多年了，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首先，李离在发现自已过失后，能够积极承担责任，躬身反省，主动自罚。因为他深深懂得，诿过于人，于理不通，乃人之道德所不容。因此，即使皇帝老子为其开脱，也无动于衷。这种严于律已，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其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晋文公念及李离官高、位重、功大，并找出了“官有贵贱，罚有轻重”的理论根据，况且错案又不是李离亲自办的，怎么可以定成死罪呢？但李离一个心眼认定“贵贱同法”、“法不阿贵”及“绝不挠曲”的原则，官、位、功、禄等都不能成为左右法律天平上的法码。其三，坚持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制原则，严到拿自已的血肉之躯来维护那个时代的法律的尊严，展示了一个司法官员应有的情操和气节，是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为后人特别是为司法工作者树立了光辉榜样。
我们的法律是社会主义的法律，我们的执法者是无产阶级的执法者。执法者的实践活动直接关系到惩恶扬善，扶正压邪；关系到生杀予夺，世道人心；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财产和民主权利；关系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民族的兴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错案防止机制。中央政法委对执法司法防范冤错假案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规范，更加具体的要求。因此，每个司法工作者一定要认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殚精竭虑，高度负责，“审思研察”，一旦发现错案，要勇于纠正，纠正得越快越彻底越好。老百姓呼唤着错案责任追究制的正能量，更呼唤着“错案自纠即青天”的“青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