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话牡丹
编者按：第32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于4月5日正式开幕。一个月来，洛阳各大公园、风景名胜区、主要街道上人如潮涌，花似海洋。作为古都洛阳人，对牡丹文化、古都风情自然有话要说……
牡丹是我国的特产，被誉为国色天香，属花中珍品。牡丹蕊大而色艳，体态雍容华丽，婀娜多姿，给人的印象是富丽华贵，明代冯琦有诗云：“百宝阑干护晓寒，沉香亭畔若为看。春来谁作韶华主？总领群芳是牡丹。”
牡丹号称花的贵族，群芳的皇后，代表着青春韶华，冯琦的这首诗表达了这种传统的审美意识。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勤劳、勇敢、质朴的民族，爱好和平、幸福的生活，追求美好事物。传统名花牡丹象征着幸福、和平、繁荣、昌盛，各族人民将其视为“吉祥之物”、“幸福之花”，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
牡丹作为药用植物，在我国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而作为观赏植物栽培，至少也在1500年以上。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人们与牡丹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牡丹文化。它包含着独具中国特色和东方民族艺术风格的花文化、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地的风俗习惯各不相同，形成不同的牡丹习俗。如湖北恩施地区土家族人种牡丹、绣牡丹之俗，云南大理白族“赶山”观牡丹和牡丹木雕，西藏各地寺院中的壁画木雕，北方满人旗袍上的木雕，河南洛阳的插花俗……让我们循着花香，去探寻牡丹一路留下的历史足迹吧。
牡丹史录
唐代中叶长安出现了牡丹热，在中国自然审美史上，人们第一次对一个自然物表现得如痴如狂。牡丹本名木芍药，野生于西河（西河是汾州的治所，汾州存在野生牡丹应是无疑的），宋代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谈到汾州野生牡丹和荆棘一样多，当地人取作燃料。因此，牡丹的出身可谓贫寒，唐代以前很少有人提及。是武则天将它移入长安，目的在于观赏。经过不断的人工培育，牡丹被大量繁殖起来，品种花色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开始在皇家园囿，后来到贵族私第和寺院，至中唐，终于形成了举城若狂的牡丹热。
牡丹热为什么首先出现在长安呢？从物的角度看，长安有大量的牡丹存在，作为审美客体；从人的角度看，长安有众多的满足了基本物质需要之后开始审美追求的人士。这是作为国都的长安所具备的“先天优越性”。另外，它的土质、气候都适合牡丹生长，同时，居住于此的众多的官员、僧侣、商人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人正是牡丹热的制造者。宋人说：“牡丹，花之富贵者也。”牡丹实际上是这些人标榜富贵的凭借。
长安的繁华，随着唐王朝一去不复返了。及至宋代，汴京（现河南省开封）经济的发展超过了长安。但由于汴京地理环境不适合牡丹生长，再加上人民生活丰富多彩，市民的爱好流向花草方面的相对减少，宋代的牡丹热发生了地域变迁。今人所说的“洛阳牡丹甲天下”，便可在此觅到源头。关于洛阳牡丹的来源，宋人有个传说：“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这个故事表面看来荒诞不经，其实有不少合理的内容，它反映了宋人对牡丹的尊崇。这也提高了牡丹的身价，认为牡丹“不独芳姿艳质足压群葩，而劲骨刚心尤高出万卉。”使牡丹更具备了内在美。当然，洛阳牡丹之所以能“甲天下”，首先在于它优越的土质条件和地理位置。它处于豫西丘陵地带，高爽而不干旱。土地肥美，最宜花木生长。其次，它是宋朝的西京，名公巨卿多住在那里，成为牡丹热的主体。再者，开封不产牡丹，它无疑补了一缺，离开封近，它成了开封的花木供应地。这些条件都是别的城市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洛阳是宋太祖的出生地，他对洛阳的建设是极为重视的。退休的老臣或因政见不合而离开汴京的人，如司马光、文彦博、程颐等，都乐意把洛阳作为安置地，他们给洛阳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提高了洛阳人的文化素质。
明代以后，牡丹的栽培已开始盛行。那时叫做催花，也叫熏花或堂花，有钱有势的人家，每逢春节，希望在新的一年得到个好吉兆，请花工将牡丹提前于春节开花，以便供于财神菩萨前，祈求富贵。清袁枚有《元日牡丹诗》七首选二：
“魏紫姚黄元旦开，真花人当假花猜。
那知羯鼓催春日，富贵偏从意中来。
约束红香冷更妍，飘扬霞佩贺新年。
果然不愧花王号，独占香风第一天。”
这种春节供牡丹花的习俗，直到今日，我国南方广州至东南亚一带的华侨中仍然流行。
在封建统治阶级政权稳定的情况下，他们有足够的条件玩赏牡丹，牡丹成了他们美满生活的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日渐富裕起来，牡丹便属于人民，代表人民了。1994年，在全国推选“国花”活动中，牡丹一举夺魁，荣登首选提名“国花”的宝座。
牡丹与文人情结
花鸟鱼虫历来是文人墨客的爱物，牡丹自然是他们的“梦中情人”。既然自然美的最高境界在于它的人化特点，作为审美对象之一，诗人笔下的牡丹不免也被人格化了：
“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
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
唐代诗人王维这首诗以拟人化的手法，描写了红牡丹袅袅婷婷，含愁带怨的动人形象。前两句把美人和牡丹融为一体，侧重写外形——碧绿鲜艳的牡丹叶簇簇拥立，多像一个身着绿妆娴静文雅的少女；那色彩时深时浅错落有致的红色欲滴的花片，又多像少女的衣裙。后两句写“牡丹仙子”的内心世界，说花儿也有情愁。它们愁什么呢？让我们去问春天吧！因为牡丹与春天同在，在美好的春光里，牡丹花娇嫩妩媚，清香万里，占尽了春情，然而，春天不能永驻，谁也无法挽留，春天一去，它就会凋零衰败，渐渐枯萎。这正是牡丹的愁心所在。幸运的是，花儿顾影自怜之时，“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周敦颐《爱莲说》）。也许可以聊以自慰了吧！
然而，宋代文人周敦颐“独爱莲”，并为之定位在“花之君子”的高层次，不啻是“异军突起”，牡丹“花中之王”的地位似乎岌岌可危了。无独有偶，宋代有位大画家叫李唐，以画牛著称。由于自己孤芳自赏，不合时宜，便借牡丹发牢骚。他作诗曰：“云里烟村雪里山，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诗人已感到脱离群众的后果不佳，不去自觉改进，反以轻蔑的口吻奚落牡丹，这又何苦？清代郑板桥很有学问，列为扬州八怪之一。当时有一富人，重金买来一幅牡丹，托友人邀约名流欣赏，并准备当堂题诗补画，以抬高身价。富人见来客中郑板桥衣着敝旧，便对他态度冷淡。到了动笔时，大家推让。郑板桥便提笔先添画了一枝梅花，继又题诗：“牡丹花侧一枝梅，富贵穷酸共一堆。休道牡丹天国色，须知梅占百花魁。”在这里，无辜的牡丹又代替势力小人受气了！
翻开近代文人歌咏花草的佳作，我们吃惊地发现：牡丹可谓“寥若星辰”矣！而到了现代，牡丹几乎成了写景状物类文章中的唯一角色——反衬梅的坚贞、兰的清雅、菊的高洁……牡丹沦落天涯了！牡丹“老”了吗，还是我们太年轻了？
综观唐宋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牡丹热是经济文化繁荣的象征。在封建社会里，以帝王为首的官僚集团必然是最大的消费者。而作为繁荣产物的牡丹热，就难免伴生在帝王的周围。也许正因如此，牡丹成了“富贵”的代名词，渐渐被自命清高的文人所不齿。然而，牡丹不能言，又如何选择自身的归属，左右自己的命运呢？倒是一首歌里唱得好：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啊，牡丹，众香国里最壮观……有人说你娇媚，娇媚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有人说你富贵，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
是啊，假如人们熟知了牡丹的身世及习性，了解了牡丹热的成因及其变迁并从中受到启迪，还会惧怕牡丹身上的庸俗“铜臭”玷辱了自己纯洁的心灵吗？况且，富贵有什么不好呢？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国人开始公开以财富为荣，这是文明的进步，正视牡丹及其价值的时候到了——毕竟百花园里虽不乏“小家碧玉”，而惟有牡丹称得上“大家闺秀”。
坦坦荡荡地爱牡丹，意味着我们敢于面对生命的真实，不再无病呻吟；从从容容地爱牡丹，证明我们告别了“酸葡萄”心理，拥有了一颗平常心——不再刻意去标新立异，也不再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