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肥”道“瘦”话廉政
◆ 剑 良
近从网络媒体得知，英国有个名叫高维比甘的小城，有一条观察市长是否尽职的规定，新市长上任时要公布体重，离任时，也要公布体重。如果体重减轻，则表明市长在任时瘦了，便会获得市民的称赞。因为他们认为，市长是市民的公仆，担当重任，应当尽力为市民效劳，而不是饱食终日，养尊处优。细想起来，高维比甘的市民不仅善于幽默，而且深知“肥”与“瘦”的辩证关系。
古人云：“官瘦民肥，乃国家之大幸”。我国唐朝至玄宗时出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开元盛世”,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国泰民安。对此，唐玄宗无不骄傲地说：“吾貌虽瘦，天下必肥”。可见唐玄宗也深知“肥”与“瘦”的辩证关系。
现今人的“肥”“瘦”观，同唐玄宗与高维比甘的“肥”“瘦”观在表现形式上虽然有不少差别，但内在联系的本质没有变。“肥”是指人民群众尽快脱贫致富，达到小康，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瘦”是各级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勤奋从政，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瘦”的另一层含意是廉洁从政，服不精细，食不重膳，节俭朴素，廉洁自律，拒腐蚀，不贪婪。领导干部具备了这种“瘦”，人民群众才能达到“肥”；领导干部多一份这样的“瘦”，人民群众才能多一份这样的“肥”。唐李贺有诗曰：“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甘愿以个人清贫换取国家兴旺和人民幸福的人，瘦骨之中发出的是铮铮铜声，这就是我们倡导的“瘦”。
如何对待“肥”与“瘦”，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好差优劣的重要标准。在我们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众多廉洁奉公，政绩卓著的典范，他们宁肯自己“瘦”，也要让人民“肥”。三年自然灾害时，毛泽东同志带头不吃肉和蛋，自我限制口粮标谁，竟得了浮肿病；周恩来总理为了人民“肥”，一生清廉，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孔繁森为了藏族同胞尽快脱贫，常年奔走在雪域高原，体重减少了十多公斤，最后献出了宝贵生命，他的遗产竟是一万九千元的债务。正是有他们这些“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追求，人民群众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但是，毋庸讳言，在我们的领导干部中，却有人颠倒了“肥”与“瘦”的关系，为了自已的“肥”，不顾人民的“瘦”，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吃拿卡要，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腐化堕落，他们的这种行为早为人民所不齿，在他们那样的肥膘中，充满了龌龊和肮脏，虽肥何益。
前不久我到俄罗斯旅游采访时，得知前苏联解体前，以斯大林为首的高层领导人竟也对“肥”与“瘦”辩证关系缺乏应有的认识，导致苏共及其政权最后覆亡。
其实，前苏联特权层的腐败，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相当严重了，即便是在全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饿死数百万人、出现人吃人悲剧的特殊时期，斯大林等仍然过着相当奢侈的生活，据他身边人回忆：“斯大林喜欢在里察湖附近安排野餐，排场具有纯东方式的奢华：从别处运来精美而昂贵的餐具，还有味道美极了的珍稀葡萄酒，在篝火上大烤全羊，烹煮刚刚钓上来的鳟鱼和鲑鱼。”就连赫鲁晓夫都抱怨那些没完没了的午餐、晚餐，这些宴饮有时候要一直吃到次日破晓前，从而使党和政府领导人工作陷于瘫痪，因为大家醉醺醺地在那里待上一整夜，白天是无法工作的。
斯大林等少数人在享受奢靡生活的同时，也在日复一日地疏离着苏联人民群众，强化了苏联人民对苏共及其政权的冷漠和仇视，直至其最后解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提出强基固本、夯实执政之基及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方针，率先垂范，重拳出击，向腐败宣战。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警示：“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彰显出党中央反腐败的雷霆之势。
孟老夫子曾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现在党中央把带领人民共同富裕的大任降给了各级领导，人民群众企盼着“官瘦天下肥”的中国梦早一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