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中的足迹——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文摘
1920年，陈望道翻译了中国第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言》，首印时书名印成《共党产宣言》，传到山东广饶刘集村后，演绎了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1975年1月，病重的周总理仍惦记着首译本的下落。就在这年秋天，一位用生命守护近半个世纪的老人，把它献给了国家。
2014年的春天，我们再次来到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阳春时节，这里桃红柳绿，草长莺飞。九十年前的1924年，也是这样一个春天，刘集村秘密成立共产党支部，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战争年代，刘集是远近扬名的堡垒村，被誉为“小莫斯科”。
我们在一座农家小院前驻足，门前的大槐树，花缀满树，正飘着醉人的清香。走进小院里，窗前的石榴树绿影婆娑，枝头上榴花灼灼，蕊珠如火，仿佛在给我们讲述着那个遥远年代的火红故事。当年的党支部，就设在眼前这座小屋里。透过紧闭的门窗，我们似乎看到，油灯摇曳的炕桌上，摆着一本印错书名的小册子——《共党产宣言》，一群农民兄弟正在低声热烈地讨论着。
一
1920年2月的北京，寒风凛冽。无法立足的陈独秀，被迫离开险地，避往上海。
天还没亮，李大钊扮成账房先生，乘一辆骡车送陈独秀出城。他从怀里取出一本英文小册子，郑重交给陈独秀：这是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出来的，想办法把它译成中文，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这是第一把开锁钥匙，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就在这里。
陈独秀轻声念出书名：《共产党宣言》，太好了！
1920年3月底，上海。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一的戴季陶找到《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托你物色一高手，把我从日本带来的《共产党宣言》日文版翻译成中文。
邵力子眉目一展说：此等重任，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戴季陶深知翻译难度极大，担心陈望道难以胜任，让他试译。
听说戴季陶找人翻译《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大喜过望，让邵力子把他那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一道捎上，供陈望道参考——三十四年后的1954年10月，陈望道出席第一届全国人代会时，周恩来特意问他，《共产党宣言》主要根据什么版本翻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根据英文版，同时参考日文版。
陈望道带着重托，扛着一箱沉甸甸的书籍，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他知道自己刚刚在杭州“犯过事”，已引起当局的注意，决定先找一个隐蔽处。
躲到哪里翻译合适呢？
他屋前屋后转了几圈，相中自家屋旁的柴屋。
他在饭桌上对家人说：从今天起，我要在柴屋里干一件极重要的大事，不能让人家晓得，也不能让外人来打搅，大家多长个心眼。
看着他那严肃的表情，一家人惶恐地使劲点头。
要准确翻译《共产党宣言》，实在不是一件易事。文中有大量的新名词、新思想、新观点，译者从未遇到过，理解把握的难度相当大。国内只有一些对其段落的零星翻译，且谬误百出，如把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安民思想混为一谈。
陈望道中文功底深厚，又力推白话文，还精通英文和日文，留日期间还接触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可是，细细诵读多遍后，他仍感到十分棘手，也理解了戴季陶为什么请他“试译”的原因了。
“宣言”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就让他颇费踌躇。他在纸上写了划，划了写，绞尽脑汁，反复修改，最后敲定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虽是开天辟地第一人，陈望道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还是大致准确的，奠定了中文版的基石。在这基石之上，一些词语，在后来其他人的译本中，逐渐准确、通达、雅致起来。
整整一个月，陈望道足不出户。到4月底，终于大功告成。陈望道钻出柴屋，想舒展一下酸胀麻木的筋骨。没想到，被头顶上明晃晃的太阳一照，竟一阵头晕目眩，幸亏扶着墙，才没摔跟斗。
这一年，陈望道二十九岁，比撰写《共产党宣言》时的马克思小一岁、比恩格斯大一岁。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把出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作为首要任务之一。陈独秀约陈望道和李汉俊碰头，商议出版的事。
李汉俊挠挠头：眼下局势紧张，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会惹来麻烦。
陈望道眉头紧锁，叹了口气：是啊，他们哪里能容忍《共产党宣言》公开印刷发行？
李汉俊接着说：还有一个难题——到哪里筹集出版经费呢？
陈独秀踱着步子：钱的事，我来想办法。听说维经斯基带来一大笔共产国际经费，我找他去商量。
拿到钱后，陈独秀、陈望道立刻在拉斐德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秘密开设印刷所，承印《共产党宣言》。
这天，陈独秀和陈望道、李汉俊等人悄悄来到印刷所，心情急切得就像等着自己的孩子降生。
过了一会儿，工人送来几本刚装帧好的小册子，一股清新的油墨香沁人心脾。几个人迫不及待地捧在手里，一边端详，一边压低嗓门，兴奋地议论着。
眼尖的陈望道惊叫一声：糟糕，印错了！怎么印成“共党产宣言”了？
陈独秀仔细一看，可不是嘛，封面上果然印着“共党产宣言”！
快停下，快停下！陈望道连忙朝印刷工人喊。可是已经晚了，几百册都已经装订好。怎么办？毁掉重印？几个印刷工人慌了。
陈独秀摇摇头：不行！我们本来就缺经费，毁掉重印太浪费。
李汉俊安慰道：好在扉页和封底的书名没印错，没关系，内容比形式更重要。
陈独秀思忖片刻，果断决定：这样吧，这些书就不要出售了，全部免费赠送。把封面重新排一次版，这个月再印几百册，封面改成蓝色的。
二
1926年春节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刘雨辉回乡过年时，把一本《共产党宣言》带回广饶的刘集村。
一天晚上，刘考文陪着姐姐刘雨辉到了村民刘良才家。刘雨辉从衣袖里拿出本薄薄的书：这本《共产党宣言》就留给你们了。这里面很多话都是革命的道理，能让人眼明心亮。
刘良才拿过书看了又看，指着封面上的马克思像，笑道：第一次看到长成这样的人……这把大胡子，长得可真有样子。
刘雨辉也笑了：他叫马格斯，是个外国人。
刘考文疑惑地问：咱是庄稼人，能看懂这种书？
刘良才说：既然这书这么要紧，就算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也得弄懂它。咱庄稼人生下来就会种地？不都是边干边学吗？
当晚，刘良才掌灯读到天亮。
《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让刘良才不知所云：一个怪物，共产主义的怪物，在欧洲徘徊。
刘良才反复念叨，到了能背诵的程度，也难得其解。每翻开一页，他都读得磕磕绊绊，就像推着一车东西，走在坑洼不平的路上。
刘良才觉得，不认识的字还好办些，可书里有些话，就像潭水一样深不可测，像迷宫一样找不到方向。
夜已深，妻子姜玉兰说：你别瞎琢磨了，等天明，去问问子久兄弟。
刘良才哪里等得了明天，他说：不行啊，不弄明白我睡不踏实。说着就要起身。
姜玉兰急忙阻拦：鸡都快叫了，人家正睡得香呢！
刘良才不理她，顾自跑了。
刘子久是中共地下党员，春节回家小住。在刘子久的小屋里，两人借着煤油灯，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共产党宣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
刘良才读后，对姜玉兰说：我们刘集不也这样？有地主、农民、佃户。我觉得，大胡子的很多话，细细琢磨一下，都好像是说给咱们刘集的。
几个月的时间里，刘良才都在反复读《共产党宣言》。他决定举办农民夜校，让更多的农民兄弟学习。
刘集村党支部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是在192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晚饭后不久，刘集村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就陆续来到刘良才家。
刘良才拿着一本书说：召集大家来，就是为了学这本书。它叫《共产党宣言》。
有人问：这上面的大胡子是谁呀？
刘良才回答：大胡子姓马，他是马大胡子呀！
有人凑近细端详，看着看着，就噗嗤一声笑了：咱村姓马的，可没长大胡子呀！这马大胡子的模样也怪稀罕……
刘良才也笑了：这可不是咱村哪个姓马的，也不是附近十里八乡的。这个大胡子叫马格斯，是外国人呢！这本书是他和别人写的，里面写了咱穷人的事。
有人惊道：外国人写的书也到了咱这里？这外国离咱村有百八十里地吧？
刘良才笑道：哪有这么远，就在咱家的炕头上呢！
刘良才给大家念道：“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有产阶级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他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刘良才看了大家一眼，见大家都面面相觑，就笑着说：我开始时也犯迷糊，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可看多了，琢磨多了，就琢磨出道道来了。这本书能让咱们有衣穿，有饭吃。
刘良才接着说：我从里面悟出个道道——这个阶级、那个阶级，到现在也没换来咱穷人的好日子。旧社会再怎么换，也是换汤不换药，欺负咱的人该怎么欺负还是怎么欺负。咱们穷人家，走得慢了穷撵上，走得快了撵上穷，不快不慢往前走，扑通一声，还是掉进穷窟窿。说白了，就是永无出头之日！马大胡子说到无产阶级，啥叫无产阶级？就是穷得叮当响的穷人，咱庄稼人也是无产阶级呀！咱村里地主，有时不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可他给佃户涨工钱了吗？他们脸上挂着笑，嘴比蜜甜，可袖筒里揣了把刀子，肚子里装满了坏点子！如今出了共产党，咱的出头之日也快来了。共产党说白了，就是和咱一个鼻孔眼出气的。
大家都七嘴八舌开了腔：咦！这大胡子咋就知道咱这边的事呢？说的话句句都在理道道上！
我敢打赌，这大胡子肯定也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他要是没扶过耩子（一种播种的工具），说不出这样知根知底的话！
坐在墙角的一个中年汉子突然发话：大胡子的话，说到咱心坎上了。照大胡子的话去干，不会错。说这话的人叫刘世厚，平日里沉默寡言，不显山不露水的。
刘良才摆摆手，大家都停止了议论。他扬扬手里的书说：世厚说得对，咱们就得按这本本来。那些有钱人可不是纸扎的，一戳就破。怎么才能把他们摔在地上爬不起来？这大胡子给了咱一个办法，是啥？他号召咱联合起来！就是穷伙计们抱成团跟他们斗！
就这样，一帮子农民兄弟，在1926年的这个夜晚，认识了被称为“大胡子”的德国人。他的《共产党宣言》，不仅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也正被鲁北平原上顶了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慢慢接受着。
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能活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许在《共产党宣言》再版的某一篇序言中，会提及中国鲁北平原上的这帮农民兄弟呢！
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用暴力推翻有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刘集村的农民兄弟从这句话中受到启发，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组织。一年以后的1927年，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
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鲁北平原上以刘集村为中心的革命斗争，却是如火如荼。1928年春天，广饶县一些地方闹起春荒，刘良才带领吃不饱的农民，掐了大地主谢清玉地里的谷穗，后又开展反对苛捐杂税的“砸木行”斗争。 （待续）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