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于“数学报国梦想”的陈正廷教授
◆ 张 涛
也许，命中注定陈正廷不会有陈景润那样幸运，为祖国争得荣誉，成为一代数学大家。但他却和陈景润一样，有着共同的数学梦想：攀援国际数学高峰，摘取“地图四色猜想”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这，恰恰注定了他平凡而又执着的人生。
与数学结缘 开启人生之路
1936年，陈正廷出生于安阳县东士子村一个中医世家。祖父是清末的秀才。随着局势的动荡，一家颠沛流离，先后来到沿村台村他舅爷家。他的舅爷常白川是红军某团的团政委，在一次崔庄劝降皇协军失败后被活埋。陈正廷一家又来到了安阳县，住到了耶稣教堂。1946年春天，陈正廷才直接从四年级下学期开始上学，表现非常优秀，每天清晨，和校长两个人轮换领念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五年级升六年级时，他又偷着报考了初中，考上了位于东南营的昼锦堂。真是不打不成交，第一学期就给他当头一棒。数学考试不及格，记名留级。11岁的陈正廷，悄悄转学到了马号街的大公中学，校长是袁宝华。到第二学期期末考试，他的数学成绩跃居到全班第一名。由此便和数学结下了终身志缘。
1950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开始了他新的人生。他先考到了卫辉县师范，但成绩是倒数第一名。心有不甘，他到户籍室把自己的名字由陈金章改为陈正廷，又考到了南关安阳师范。校长袁觉明，后来任安阳市委书记。陈正廷在安阳师范，他的数学天赋开始初步绽放，数学成绩在全年级遥遥领先，受到了数学老师毕荣堂着意的栽培。53年毕业实习的时候，班主任徐才章专门安排他在学校吃饭的大棚子里，给全市小学数学教师和部分校长上课，专题讲授小学数学，引起不小的轰动。
风轻云淡，阳光明媚。随着新中国的脚步，他将登上三尺讲台，一展所学，报效国家。然而，在他翘首以待、静候分配的时候，等来的却是选送上平原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陈正廷说，这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他意气风发、信心满满地走进了平原师范学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走进大学第一堂数学课就让他产生一种挫败感。刘亚兴老师讲的复数完全颠覆了他概念中的几点几分几秒、几丈几尺几寸，一堂课下来，他竟然如坠雾里，没有听懂。但他从不向困难低头，从小就立志报效国家。1950年14岁还在上学的陈正廷就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年龄不够，他就由14岁虚报为18岁；视力不符合标准，他就把视力表背下来。安阳师范3个名额，他排名第三。最后年龄审查还是漏了馅。但他报国之心未泯，报国之志不改。回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那雄壮有力国歌声，一股力量从内心升起。他无明无夜的苦读，无时无刻的思考。他牺牲了所有的课余时间，默默地努力着。墨青田老师曾作为河南的学者代表参加苏联访问，每个星期天都要给他布置五道数学题，要求陈正廷完成后下个星期交给他，再给他布置五道题。
暑假他要到北京去配眼镜，刘亚兴老师专门给他送来了一本英文版的《群论》，还有一个放大镜，要陈正廷暑假期间进行学习。《群论》是大学四年级的课程，但他还是咬着牙接了过来。他一边查英语字典，一边学习数学。就这样以《群论》为伴，度过了一个暑假。
付出就有回报。他的数学成绩很快跃居全班前列。到大学毕业，一人除外，全班同学都向他请教过数学问题。对于新乡师院的学习情况，多年后，陈老师在获得全国曾宪梓教育基金奖的推荐书中，刘亚兴老师给他的评价是“第一名”。
逐梦路上 千回百转
1957年新乡师院毕业，陈正廷被分配到开封师专工作。当时，反右运动正是高潮时期，为了响应组织的号召，陈正廷主动申请到农村劳动锻炼。其志愿书被登在58年元月6日的河南日报上。1958年的11月，在农村下放劳动10个月的陈正廷被评为开封市劳动模范，佩戴着毛主席纪念章参加全市的表彰大会。作为先进被调回到斯亚中学任教，其教学效果反映很大，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教育局安排他参加全市中学数学教研组活动，专门解答老师们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数学问题。紧接着又把他调回到开封师专，对全市数学教师进行高短训。59年5月，随着开封师院与开封师专的合并，陈正廷走进了开封师院数学系。
暑假之后，系里安排他到北师大进修，任务是回来后做高等数学教研室主任。来到北师大，进修的同学都是各地大学的老师，由于课程难度较大，大家普遍感觉到听不太懂。班长就把辅导大家的学习任务交给了他。上午他和大家一起听课，中午自己独自备课，下午再给大家上课进行辅导，一直到进修结束。尽管很累，但他喜欢上课，这让他对数学的学习比别人更深入一层。进修结束回到学校，原本安排他当数学教研室主任，他就喜欢上课，谢绝了。先到物理系去教公共数学课，时间不长，系主任赵红旭找他谈话说，你课讲得太好了，数学系的学生强烈要求你回去上课。数学系有两个班，一个大班一个小班，把给大班上课的任务交给了他，他没有推辞。又没多长时间，领导再一次找到他，同样的原因，把另一个班的任务也交给了他，他依然没有推辞。在他心里，上课是他的本分。后来任河南农大副校长的董勤耕同学，当时写了一首三句半形式的诗来称颂他：圣人世居曲阜东，言行举止第一宗，雷霆万钧不下雨，陈正廷。但是，无辜之中也得罪了同事，这也成为了他后来远走他乡的主要原因。
1978年，在大学教学的岗位工作了二十年的陈正廷还是一位助教。一个小小的助教却牵动着数学界的一位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的刘亚兴教授提出要和陈正廷一起共事，到开封师院来工作。开封师院领导自然是喜出望外，立即办手续，并派陈正廷亲自去中国科技大学迎接。在中国科技大，陈老师与数学院教授闲聊，你一道题，我一道题，闲聊之中探讨解决了六道数学题，最后还带回来一道数学难题。后来，在华罗庚教授接见河南数学竞赛获奖学生和家长、学校代表时，陈老师的女儿，获得竞赛第三名的李红军向华罗庚教授又重新提出了这个数学题：证明圆的平分线直径最短。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华罗庚教授站在黑板前足足二十分钟，最后没有结果。这让华罗庚教授对李红军欣赏有加，亲切的把她拉到自己的身边，钦点李红军免试为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学生。陈老师幽默的说，华老的一句话，白白浪费了我一块钱的准考证。
刘亚兴教授来到开封师院，作为助教的陈正廷和他一起带研究生。陈正廷一边给研究生上时变函数课，一边和研究生一起听刘老师的拓扑课，同时对研究生拓扑课进行辅导。遇到刘老师有活动外出，他还要一边自学，一边给研究生上课。由于上课学生反映很好，第二个学年，刘老师就把拓扑学的教课任务都交给了陈正廷。在拓扑学的学习、教课、研究中，陈正廷老师接触到了“地图四色猜想”这一世界数学难题，并且凭他的感觉，拓扑学的尤拉公式可以解决。
“地图四色猜想”是国际数学界的疑案。十九世纪中叶，在德国召开的一次数学大会上，提出了21个数学问题，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剩下了其中包括哥德巴赫猜想和四色图猜想等三道数学难题。人们把这三大难题比喻为数学皇冠上的三颗明珠。要攻克这一难关，他知道其中的难度有多大，但他愈是艰险愈向前。一边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分担的科研任务，一边不为人知地进行研究，独自攀援着“地图四色猜想”这座数学高峰，编织着自己的数学报国梦想。
1980年春，陈正廷老师随爱人李莹老师调往湘潭大学工作。湘潭大学的几个教授请他一起带研究生，他就又开始为二十多个研究生上拓扑课。杨相群校长带的概率研究生也同时在听陈老师的拓扑课。一天晚上十二点多钟，杨校长找到了他的家里说，我明天有课，还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你给看看。谁知这一开始，便成了常态，常常半夜里来找他。为了更好的发挥陈老师的数学方面的潜能，校长杨相群、数学系主任郭清峰一起请他为全校数学专业的老师上课，学员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参加。
给老师讲课是他教学生涯的一个重要特点。1979年在河南大学的时候，郑州市数学教研室的老师对匈牙利世界数学奥赛试题做不出来，他们找到郑大数学系也没做出来，他们又把试卷寄到了河大数学系。又是晚上十一点多，刘亚兴老师找到了陈正廷老师的家，告诉陈正廷，第三天郑州五位老师来听讲解。陈正廷说第三天自己有课呀！刘亚兴老师说，就和研究生的课一起上。就这样研究生、进修生、郑州的老师，还有河大听说的其他老师，又是济济一堂，讲了足足两个小时。讲完之后，尤其是郑州的老师非常满意，一再表示感谢，说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来请教。
按陈老师的话说，自己一生都是个顺民。在工作上从来不讲价钱，只要领导有安排，自己都是无条件接受。但这么多年的经历，也让他心存隐忧，怕无意中伤害到别人，遭人嫉妒。自己从故土河南跑到湖南，个中滋味，难为人言。最后根据他的要求，系里专门安排了两个教授和他一起给老师上课。学员有研究生、讲师、教授，有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有本系的，也有外系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
他为研究生和老师上课，常常讲的是他在学校没学过的内容，他一边学一边讲，大家对他上课的评价是：比教授还教授，是教授级讲师。他一边讲课，一边搞课题研究，其中两篇论文被世界《数学》刊物所摘录,两次收到美国新剑桥国际数学家论文报告会的邀请函。他兼职湘潭大学学报数学审稿人。出版了《数学150个为什么精讲》。当然还有不为人知的地图四色猜想研究。
湘潭大学对陈老师也是关怀备至，每学期都按教授的标准补助780元钱，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解决了副教授的职称。杨相群校长每月都还要求食堂给他调剂一袋面粉。但天不随人愿，在湘潭大学积极为他申请博士点的时候，他不得不提出离开湘潭大学，因为南方的潮湿再一次改变了他的选择。面对各方那执意的挽留，陈老师挽起了自己的袖子，拉起了自己的裤管：一道道、一片片殷红的血印……
久久为功 梦想花开
1988年，陈正廷老师来到了洛阳市教育学院，然而造化弄人，一折腾就是一年半。费尽了多少周折，阅尽了多少人间百态，常人难以想象。有人说这两年足以写一部小说，但陈老师只是憨厚的笑一笑，他想早一点掀开新的一页。89年底，正式办完调动手续。90年6月23日，冯汉修院长来到了陈老师西下池的家，给陈老师讲了两个事：一是让他给老师上课，冯院长偷听过他一次课；二是从今以后他坐冯院长的车上下班，不管冯院长去不去，车都来接他。这在全国也不多见。
陈老师给老师们上的第一节课是摸底考试。他出的每道题都明确有分数，做完以后自己给自己打分。然后陈老师阅卷评分。分数误差在3分以内的，再加10分；误差在3到5分之间的，不加不减；误差超过5分的，减10分。并且最后要面对面交流，达到本人满意。陈老师出题考试有一个水平，一是不能有满分，再优秀的学生都让你感到有不足；二是不及格率控制在百分之五以内。在湘潭大学的时候，一次学期结束考试，10个班有二百多人不及格。教务处叫他出题补考，要求是不及格率控制在百分之五以内。批卷的老师看了题以后，牢骚到：出的啥题，只有一个办法，没有第二个办法。最后考试结果不及格率是百分之四。
在洛阳市教育进修学院上班，只给老师上课，人数较少，科研任务也不太重，陈老师有了更多的精力来从事他的“地图四色猜想”研究。他挑选了两位年轻的助手苏正军和王燕，排除一切干扰，进行全力研究。苏正军、王燕放弃了评职称所需论文的撰写，全身心配合陈老师进行大量公式推导，数学运算。没有故事，只有工作。春来秋往，一做就是五年。追溯至84年这一研究课题的确立，到2004年，整整20个年头，呕心沥血，基本上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最终，他与他的助手王燕、苏正军完成了地图四色猜想研究这一重大研究课题。但他们却没有成功的喜悦，因为他们将面临更大的挑战，那就是发表和审查。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研究成果的审查和发表成了横垣在他面前越不过去的坎。
庭院深深深几许。
2007年的暑假，陈老师来到了北京大学，满怀希望的叩开了《数学》杂志编辑部的房门,编辑老师简单翻看了一下内容，又退给了他说，这篇文章我们收到过，因为找不到审稿人，没办法给你发表。陈老师半天无语。他问编辑，北大有没有搞拓扑学研究的？能不能帮助给引荐一下！编辑指着刊物副总编的名字说，有，冯荣泉总编就是搞拓扑学研究的，我可以给你说他办公室的地方，但不能给你引荐，也不能把你的论文转交给他。
按照编辑所说的地方，陈正廷老师找到了冯荣泉总编的办公室,见到了冯荣泉总编。同样，冯总编也拒绝了他。陈老师这次来北京，一是亲自到北大《数学》刊物编辑部投稿，为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而努力，二是来看看暑假在北大讲学的女儿。
他的女儿李红军现在是美国某大学知名教授，这次是受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张恭庆教授邀请来北大讲学的。他女儿找到了张恭庆教授，张恭庆教授又和冯荣泉总编打了电话。第二天上午，陈正廷如约再次来到了冯总编的办公室。冯总编非常客气的说，你把稿子放在这里，等三天你再来！
陈老师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了三天。第三天陈老师准时来到冯总编的办公室。冯总编还是那句话：“再过三天你再来。”又过了三天，冯总编说：我还是不能决定给你发表，再过三天你再来吧！如是者三。
等啊等，等待的时间总让人感觉是那么的漫长和难耐。但他知道，这是多大的面子，又是多大的希望。就这样，陈老师如约又准时来到冯总编的办公室。冯总编直接递给他一张纸，说这是我在电脑上下载的一个问题，你把它解决了，我就给你发表。此时的陈正廷老师，如同小学生面临一场大考，心里有说不出的紧张。
他接过问题，借故方便一下，走出了冯总编的办公室。先点上一支烟，一边走，一边想。还没有走到卫生间，问题解决了，他狠狠的抽了一口烟，稍稍伸展了一下胳膊，又回到了冯总编的办公室。冯总编看了看他的答案，称许的点了点头，认为是这样。既然问题解决了，陈老师就说，我把稿子放在这里，我走了。冯总编赶忙说，先不要走，咱们再说说。冯总编说，即使问题解决了，我也不敢给你发表。我再给你说个人你去找找他。这个人是数学所的，离这里很近，他是搞拓扑研究的。这就是数学界大名鼎鼎的田丰教授。
北京的夏天，烈日炎炎。陈老师迈着沉重的步伐，边走边问，来到了数学所。数学所两道门岗，根本就进不去。最后通过数学所的老师联系到了数学所的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告诉他：田丰教授已经退休了，退休时给办公室专门有交代，凡是涉及到四色图的问题，一律不许和他联系。在权威面前，没有因为。
……
双目失明，百病缠身，已是耄耋之年的陈正廷老师，现在已经住进了养老院，生命对于他来说也是夕阳余晖。但他还在想着他的“地图四色猜想”，还在做着他的“数学报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