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祠记
◆ 河洛乔子
德里祠,原址位于河南孟津老城西关西门外,现孟津县会盟镇老城高中院内水塔附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作为原孟津一中的学生宿舍。老孟津一中就是在德里祠的原址周边建成的。
应该说,德里祠原来并不是乔家祠堂,而是当时孟津乡里百姓、官绅富商共同筹资,为后任明朝刑部尚书的乔允升施德乡里、树碑立传所建的生祠。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学堂和乔氏族人祭祀、修谱、聚会的活动场所。
(一)
德里祠的主人乔允升(1553-1631年),字吉甫,号鹤皋,河南洛阳孟津老城(今会盟镇)人。乔允升世代耕读,天资聪颖。历经十年寒窗,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中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中进士。为官五十载,历任山西闻喜、太谷县令、山西道御史、顺天府尹、天启、崇祯两朝刑部尚书等职位。他的学生,明清礼部尚书、大书法家王铎赞其“不屈不挠矫矫千秋君子,不比不同亭亭一代正人。”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乔允升中进士被朝廷任命为山西闻喜县令。上任后,他兴利除弊,革故鼎新,减负轻刑,储才恤孤。“长才雅量,有政声,因钱粮合户催征,奸民借端舞弊,乃设门簿,至今便之,祀畏垒祠”(清乾隆《闻喜县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任职刚刚两年,就因政绩卓著,被调往“政务纷纭”的老大难太谷县任县令。任上,他以“除强暴、翼良善”为务,“修学宫,均赋役,实仓储,严保甲,禁淫汰,惩奸蠹,抑豪强”。“清风惠政,不愧循良,民立祠祀之”(清乾隆《太谷县志》)。治理太谷县五年,又使太谷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受民众爱戴。百姓感其恩德,念其政绩,共同发起捐资为其建生祠以誌纪念,时任户部尚书褚鈇曾为其撰写德政碑,立于祠堂。
接着,朝廷因乔允升在闻喜太谷治行高等,又被征召授官为山西道御史,先后奉命“巡按宣、大,兼理学政”“巡按山西,带管盐法”“题差三辅,管理京畿”。其间,他“砥躬益严,执法甚峻,人谓其袖满清风,门无苞苴也”(清嘉庆《孟津县志》),使巡按地域的贪官污吏、偷税漏赋的藩府都得到应有的惩处。在任顺天府丞、府尹期间,他每年都拿出自己的俸银千余两,资助贫困学生,三冬施粥于饥民。并亲自为在校学生撰写《拟学小记孝悌旁训》的训导文章。乔允升在天啟、崇祯两朝任刑部尚书期间,他执法不挠,秉公断案,平反昭雪,刚正不阿,清正廉明,朝野上下深受好评。在任数十年,无论何时何地何职,始终坚守忠君、爱民、敬业、守法的担当精神和崇高的人生观、价值观,所到之处,充分显示其为官一任,稳定一方、造福一方百姓的蜚声政绩。
这是在山西太谷为乔允升一建生祠。
(二)
青少年时代的乔允升,为求学上进,先后师从王、李、尤、于诸姓河洛名家先师苦读求知。孟津白鹤蜂王村于春雷先生是乔允升恩师之一。于先生功名止于岁贡,做了半辈子教书先生,欲报国而无门。乔允升将其愿景上奏朝廷,朝廷以通判之位任之,于先生不负众望,做通判政绩突出,又被朝廷提拔为山西平阳知府。彰显了师生情深,互帮互携,尊师重教,义薄云天。
乔允升在顺天府尹任上,扶贫助教撰写学训,把首都的教育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万历末年,“齐、楚、浙三党用事”,他借病离任回到孟津老家,教育又成了他操劳的首要大事。经费不够,他把乔家最赚钱的西当店变卖,在双槐镇南的西烟寺创办了西烟书院,自名曰“鹤亭庵”,在此义务讲学,从不收费。乡里学子纷纷受益,因而培养造就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如王铎(学生,进士,明清礼部尚书,书法家)、郭景昌(外孙,进士,湖广巡抚,右佥都御史)、乔昌(侄孙,举人,知县)、乔启铉(侄孙,举人,候补知县)、乔启佑(侄孙,进士,知县)等等。
王铎拜师于乔允升时,家境贫困交加。乔允升不仅对其励志培养,还免其学费,供其吃住,给他生活费用,并给其保媒主婚。受乔允升的教导和资助,王铎于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官至礼部尚书,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书法家,画家。
郭景昌曾撰文,乔允升每年拿出一千多两俸银扶贫助学济世。这笔钱可能占他全部俸禄的不小比例,以致他未曾留下像样的遗产给后代。
乔允升在二十多岁时,中原地区曾发生过“斗米九干钱,父子兄弟夫妻互割,死者二十,一人存活”的大灾荒。入朝为官后,他撰文《拟救荒策》上书朝廷。他建议,国家对灾荒,既要发放银两,又要组织谷物救助。为此,国家应建备荒义仓,“散利薄征”,冬春散发一斗,新谷登场时收息一升。以抵制遏制奸商的高利贷和高粮价。并建议在灾荒之年要加大对贪官、奸商的惩治力度,罚其银两以救民众。他主张富仁贫良,贫富共渡灾荒……
乔允升无论为官还是处世,无论临朝还是下野,他不忘的是百姓,难舍的是乡里。出于“心系人民”的为官理念,他不仅站在广大百姓立场,在社会安定、防灾救灾等方面上书朝廷举政献策,为民请命;他还以中原是中华文化发源地为由,奏报朝廷,促使皇帝恩准河南增录乡举贡士名额,“河洛为一画肇始之区,贤者辈出,请增乡试五名,蒙准俞允”,“道路沸腾,喜溢八豫”;他还以黄河水灾为由,呈文道、院,促使皇帝恩准减持孟津徭役3000名额,“为邑人所德,今专祠西郊”。在他辞去顺天府尹返乡之后,为弥补孟津教育短板,利用废旧寺院,自费创办西烟书院;他为保孟津百姓和汉光武帝陵园安全,亲率孟津乡亲构筑黄河永赖堤。孟津众乡亲为乔允升造福社会、施德乡里的高尚品格所感动,在他还在下野之中的万历末年,乡绅民众大力捐资,在老城西关西门外为乔允升又建生祠——德里祠。后来该祠堂沿变为乔氏家庙、乔氏祠堂。
这是在河南孟津为乔允升二建生祠。
(三)
德里祠建成后,乔允升又继续用其办学办教培养人才。
据谱书记载,德里祠也曾为修编乔氏家谱提供了最佳场所。从明末为曾任天启、崇祯两朝刑部尚书的河洛乔氏六世祖乔允升修建德里祠后,清朝顺治六年(1649年)六世祖允元公率众重修家谱,撰写《乔氏家训》;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世祖智复公率众重修部分家谱;道光二年(1822年)十四世祖翰亭公率众重修部分家谱;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五世展性公率众补续部分族系;咸丰七年(1857年)十二世庄公率众继叙宗谱;同治七年(1868年)十六世学易公率众复誊家谱;光绪七年(1881年)十七世心田公率众复誊家谱;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由十四世文会公发起,十七世清华公牵头制定族谱简章、规例、篡修族谱、创设辈份二十字歌、并集资建家庙,重新修缮德里祠。
乔允升宦游五十载,毕生有“三荣、三升、三难”,亦谓“三起三落”,也是“大起大落”。
四十多岁时;太谷县百姓为其一建生祠;六十多岁时,孟津县百姓为其二建生祠;七十多岁时,皇帝赠封其一家三代为刑部尚书,三代女眷赠封为诰命夫人。此“三荣”也。
任职太谷县令时,被越级提拔为山西道御史;任顺天府丞时,被就地直接提拔为顺天府尹;任刑部侍郎时,被就地直接提拔为刑部尚书。此“三升”也。
任顺天府尹时,因遭齐楚浙三党刁难,借病辞职返乡;任天启刑部尚书时,因遭魏忠贤迫害,二次辞官下野还乡;任崇祯刑部尚书时,因囚犯越狱暴动被谗言,而崇祯皇帝无限上纲判其戍边。此“三难”也。
乔允升面对大荣大辱,宠辱不惊。其荣不骄、升不傲、难不馁的平常心均未动摇,使其如同仙鹤一样超凡脱俗而毅然傲立。正如其自赞:“居乡恂恂,居官犖犖,唯忠与孝终身于兹。不艳心于富贵,不欺辱于贫穷。好营净室植花卉,时与二三知己谭道理,说古今。斯其所以为鹤皋乎!”
(四)
乔允升官居高位,从不飞扬跋扈,始终坚持谦让做人、低调处事的谦恭立场。万历末年,孟津百姓在老城西关为乔允升建生祠——德里祠,树碑刻像,一稿画像乔允升身着朝服官帽,被他严词拒绝,主持人被迫将画像改为身着民服便装的二稿。该像和竖立于德里祠的《赞像碑》(亦称《镌石小像》,像下附有王铎等十二人为其撰写的赞颂词。铎撰《鹤老太翁小像赞》,署名“眷晚生王铎顿首敬题并书”等十一字。),一直传至400多年后的今天,《河洛乔氏家谱》中均有记载,天启元年(1621年)润二月清明节,乔允升也撰写了《小像自赞》。
曾经——明末清初,孟津县城为朝官建碑坊,十字街是最显赫地盘,但只能安排四座。做为明朝大臣之首要重臣资政大夫的乔允升,却把十字街最好的位置让给兵部尚书李际期、御史陈惟芝陈督堂、明朝大明府教授陆坦和杨工部杨阁老,王铎是在东大街家门口的过街石牌坊,也是最大的一座。而乔允升的牌坊却屈居老城西大街城隍庙街口的萧条地域。
曾经——崇祯二年冬,昌平监狱发生暴动,170名罪犯全部捉拿归案。身为刑部尚书的乔允升却被欲判死罪又改判戍边而冤死。乔允升遗嘱:自己是带罪之身,死后不入御赐神道的祖坟(其父乔桐亦是刑部尚书身份,其墓地于崇祯元年已构筑御赐石刻神道,解放前后尚存),墓碑不撰碑文(只有王铎亲笔书写:“刑部尚书鹤皋乔公墓”九个大字)。
曾经——数十年后,大清名相张廷玉在编修《明史》时,才为乔允升说了公道话:“允升端方廉直,扬历中外,具有声绩,以诖误获重谴,天下惜之。”《河南通志卷五十九·人物三》中说:“以道事君,在廷大臣惟乔允升为无愧。”
崇祯四年(1631年)农历八月初四日,一代明臣乔允升病死于流放地黑龙江宁古塔,享年78岁。次年,灵柩回乡安葬,孟津城数万人扶泪送别。
乔允升居官数十年,清正廉洁,毫不敛财。为了扶贫助教不惜花光俸银;为办学修堤把上辈创办的西当店变卖;明末高官都留有深宅大院,而唯独乔允升连故居也未留下。但是,乔允升的高尚品格、施德于乡里的高风亮节和德誉乡里的感人事迹,却一直为津人、为世人所传颂。
德里祠,是乔允升永远矗立于人们心中的丰碑和精神财富!
(本文参考乔炎合文《千秋楷模乔允升》,以示谢意!)
(作者系:涧西区人大副主任乔耀强)